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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2月28日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宣布全面撤銷樓市「辣招」(各種住宅物業需求管理措施)。已經實施超過13年的樓市「辣招」,如額外印花稅、買家印花稅和新住宅印花稅等,自即日起全面撤銷。
除此之外,為了支持樓市,金管局還暫停實施物業按揭貸款假設利率上升2厘的壓力測試要求;放寬價值3,000萬元或以下的自用住宅物業的按揭成數上限至7成;價值3,500萬元或以上的自用住宅物業的按揭成數上限調整至6成;非住宅物業包括寫字樓、商舖及工廈等的按揭成數,上限由6成提升至7成。
也就是說,預算案不光取消了舊的置業限制,金管局還加大了金融支持樓市的力度,這套組合拳打出來,對於短期活躍市場氣氛、提振樓市需求有比較明顯的作用。
據銷售中介資料,「撤辣」後的日均二手成交宗數已經創近3年新高,一手新樓的成交宗數是「撤辣」前的數倍,市場已經較為活躍。不過,由於市場參與者對後市看法分歧,部分認為市場已經見底,部分則認為「撤辣」後是較好的逃生時機。因此,多空博弈下樓市價格尚未有顯著回升。
撤辣助交投 經濟結構問題未解
疫情後恢復全面通關以來,香港的復甦形勢未如預期,現行經濟的各個支柱行業都遇到了一些新問題,使得過去香港習慣的「衝擊過去很快復甦」老經驗不再適用。經濟復甦乏力、市民財富縮水又拖累了樓市,令到過去長期供應不足、需求旺盛的樓市開始出現供應過剩的少見景象。
客觀來看,香港由於內外環境的變化,所遇到的經濟困難很大程度已經從過去的周期性轉變為結構性,不是靠坐等就可以自然恢復的。
香港金融業的結構性困難,就是在美西方愈來愈敵視中國發展的情況下,由於地緣政治的原因,遇到了一些人為製造的困難,例如美國出台各種限制香港和內地的政策、法律,限制對內地和香港的投資,鼓動資金離開內地和香港,帶頭抹黑香港和內地的發展等,為香港的金融業製造了不少的困難,因為截至目前香港金融市場還是一個美西方資金主導的市場,美西方資金有意打壓下,確實給香港金融業製造了很大的困難,單靠香港不易克服。
貿易物流業的結構性困難,主要是香港在與內地融合方面的速度不夠快,未能抓住內地以「新三樣」(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電池)為代表產業高速發展的機會,分享這波高技術產品出口急速增長帶來的紅利,在貿易結構上已經有些落後。
旅遊零售業的結構性困難,主要來自內地遊客旅遊模式的轉變,從過去以購物為主的「購物遊」,轉為以文化特色為主的「深度遊」,遊客消費能力下降;與此同時,內地服務業快速進步、性價比提高,又增加了對港人的吸引力,造成了疫情後持久不息的港人北上消費熱潮,影響了香港本身的消費力。
經濟的支柱行業遇到了困難,港股市值從2021年最高接近60萬億元,跌至最低不足30萬億元,財富蒸發了數十萬億元,在經濟疲軟和財富蒸發的共同作用下,以表達財富而不是創造財富為主的香港樓市,自然也難有起色,即使名義上的所謂「剛需」,在面對經濟不好、就業前景不穩定的情況下,也多數採取觀望態度。
所以,香港樓市的不景氣,表面上當然與美元利率高企有不小的關係,但本質上還是由於自身遇到了一些結構性的經濟困難,而經濟上的困難,恐怕要比美元息率對樓市的影響更大。
「撤辣」可以大幅減輕入市者的買樓成本,肯定對需要買樓的人有好處,近期的樓市成交大幅回升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撤辣」是否可以支持香港樓市長期平穩發展,答案卻不那麼肯定。
盤點未來對香港樓市利好的因素,主要的有:1.美國下半年減息的機會較大,由於香港實行聯繫滙率制度,香港供樓的按揭利息未來展望也趨勢向下,對於減低供樓成本、鼓勵置業有利;2.香港近年積極推動引入人才計劃,又開放了投資移民,雖然投資移民計劃不可用於買樓,但香港財富和人口的增加都對樓市有利。不過投資移民計劃規定投資金額為3,000萬元以上,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可能有些偏高,有可能影響投資移民計劃的實施效果。
內房未脫困 恐拖累GDP達標
以上因素主要是外部因素,雖然對香港有利,但未必可以決定香港樓市走向,香港樓市真正的決定性因素長期還是要看香港經濟,而由於香港經濟與內地的聯繫愈來愈緊密,所以一定程度也可以說,內地經濟的表現對香港樓市有巨大影響。
目前看內地經濟還有些不確定性,剛結束不久的兩會為今年的內地經濟發展確定了基本框架,設定了5%左右的經濟增速,財政投入也溫和擴張,總體的感覺較為正面。不過,目前尚未走出困境的房地產,以及在通縮邊緣晃動的經濟環境,卻為經濟能否達成預定目標留下隱憂。
內需不振 刺激效果仍欠理想
內地房地產方面,雖然推出的支持政策相當多,但實際效果難言理想,今年1、2月內地房地產的銷售額普遍大幅下降,迄今尚未見到好轉的迹象。而由於房地產產業鏈長、影響廣泛的特點,如果房地產不能盡快觸底和好轉,可能仍會拖累經濟;類通縮的經濟環境在內地已經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根本原因還是近幾年中央反覆強調的「內需不振」,不過這個問題同樣不是那麼容易解決。截至目前為止,政府對房地產的一系列刺激需求政策,市場主體的反應都不是很熱烈,說明在負財富效應和經濟展望不明朗的情況下刺激需求,並非容易的事情。
簡單來說,決定香港樓市長期走勢的主要因素,可能是內地經濟,而內地經濟尚有一些不明朗因素。不過,考慮到政府仍在不斷推出各種支持經濟政策,兩會確定的國內生產總值(GDP)5%左右增長目標,還是有較大可能達到,對香港樓市帶來正面支持。因此,香港樓市的中長期前景可能謹慎樂觀。
過去,在美國自我感覺良好、實力遠超中國的時候,美國在中國人民面前一般還是注意形象、或者注意宣傳包裝的。那時候,他們雖然一手拿着刀,對不聽話、不馴服、敢於反抗的對象動輒趕盡殺絕,但另外一隻手還是拿着民主、自由、聖經、天選之子等等的迷魂湯,給大家洗腦說教、並美化自身形象。
然而,隨着中國實力不斷壯大,美國愈來愈不淡定了,自我感覺也從一切盡在掌握變成了捕風捉影、疑神疑鬼,過去曾經行之有效的「一手宣傳、一手打擊」的策略似乎對中國也不靈了,帶着道德的面紗行事反而妨礙了美國的巧取豪奪。於是,近年美國開始下定決心不裝了,從過去一手拿刀鎮壓反對者,發展到另一隻手也拿起刀來公開搶劫。
最近的例子,就是對TikTok在美業務的明搶。3月1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352票支持,65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一項法案。該項剝離法案將迫使字節跳動(TikTok的母公司)出售TikTok,否則蘋果、Google等應用商店將被強制停止對TikTok網路託管服務,TikTok也無法與其他美國企業進行業務往來。核心意思就是一句話:不賣給美國就關門。
TikTok做錯了甚麼嗎?看不出來。TikTok沒有違反任何一項美國法律,至於懷疑TikTok可能危害美國家安全,不過是「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從此過,留下買路錢」的現代版變種搶劫宣言。TikTok唯一「錯處」,可能就是業務發展太好了,TikTok自2017年進入美國市場,很快超過美國本土熱門APP如YouTube、Facebook等,長期佔據應用商店下載量榜首,令美國眼紅。另外,TikTok的中國血統,可能也讓聽到中國就抓狂的美國反華人士,變成了緊盯紅布、雙眼充血的公牛,務必要除之而後快。
按照美國的立法程式,眾議院通過後,還需要參議院同意,並交總統簽署成為法律。如眾議院與參議院對於立法版本有分歧,雙方還需要磨合出一個共同版本。不過,從眾議院通過時的絕對優勢來看,強迫出售TikTok法案最終大概率也會在參議院獲得通過,而總統拜登(Joe Biden)早已開口明示:若美國國會最終通過這項法案,他就會簽署。因此,美國用立法手段明搶TikTok,大致已成定局。
京或禁轉讓 TikTok業務難出售
美國要用立法手段搶劫TikTok已明確,那麼TikTok和中國政府又可以如何應對呢?
預估可能的選擇,無非是下面幾種:
第一種選擇,屈從美國。這個選擇對美國最有利,因為完全達到了美國的目的;對TikTok的股東也較為有利,因雖然出售TikTok可能會遇到壓價,但仍可收到巨額回報,股東還可獲利;但對中國的國家利益不利,因如果美國搶順了手,又不需要付出多少代價,就很可能會繼續搶劫其他中國企業,不僅僅是TikTok一家的事情。
第二種選擇,一拍兩散,寧願犧牲股東利益也不讓美國得益。這選擇估計TikTok的股東未必會同意,因在商言商,股東總是在尋求最大商業利益,若只能在出售或關門裏二選一,估計股東會選擇出售而不是關門。
第三種選擇,股東同意出售,但中國政府不批准轉讓技術。中國政府在2020年8月公布禁止「基於資料分析的個性化資訊推送服務技術」,根據該項規定,TikTok核心視頻推送技術在禁止出口之列,若中國政府不批准該技術出口,美國買下的將是個缺乏核心技術的業務,未來發展成疑,價值大打折扣。而且,如何能夠從現有業務中剝離核心技術也是個很大問題,中國政府倘不批准技術出口,很有可能將導致業務無法轉讓,造成事實上的一拍兩散。
TikTok事件後續發展,有較大的可能會向第三種選擇方向演變,就是美國通過法案,但中國不批准出口技術,造成事實上TikTok業務無法出售。如果變成這樣,事情就會持續燃燒,市場就會有一段時間的混亂,那美國的目的就不光沒有達到,而且可能要承受TikTok用戶廣泛不滿、國際形象受損等代價,對美國繼續在搶劫的道路上狂奔是一個小小的打擊。
美對華敵意高 續打壓出海中企
若美國搶劫TikTok成功,那麼接下來可能也會被擺上餐單的,就是同樣在美國業務進展優異的中國App,如電商拼多多旗下Temu和希音旗下Shein;反之,若美國搶劫TikTok不那麼順利,甚至要付出一定代價,也許美國繼續搶劫的積極性就會沒有那麼高漲。
不管美國對TikTok的搶劫是否成功,有一點可以確定,美國對中國的敵意相當高,美國眾議院議長約翰遜(Mike Johnson)在近期發言中,已明確將中國定義為美國的敵人,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打擊,也正從所謂與國家安全有密切關係的通訊、半導體領域向生物、娛樂、電商擴散,中國領先的生物醫藥企業藥明康得及TikTok最近受到無端攻擊,就是美國敵意的最好證明。
中國企業出海,在美西方遇到愈來愈大的阻力是個不可忽視的事實,除了美國,歐洲方面也積極為中國電動車及電池的出口設置障礙,如歐盟去年10月啟動對中國出口的純電動車的雙反調查(反傾銷、反補貼),這些現象說明,如果內需持續不振,靠向外爭取市場的經營模式,未來可能還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力谷內需助營商 吸外資挺經濟
內需不振是疫情以來中國經濟遇到最大問題,中央政府多次強調要用各種方法提振內需,但至今成效有限。內需不振直接導致企業經營困難,經濟持續在一個類通縮的環境中運行,企業毛利率不斷承壓,企業之間不斷爆發價格戰,造成嚴重「內卷」(即過度競爭)。而當「內卷」到很多企業難以生存時,就會被迫「外卷」、尋求向外擴張。
表面看,企業向外擴張是好事,但實際上卻不那麼簡單。首先,嚴重「內卷」造成企業經營困難,同樣壓縮外資的生存空間,很多外資競爭不過內地企業被迫縮小業務、甚至退出市場,變成中國市場對外資的吸引力下降;其次,企業在內地市場「卷」不動時,要麼結業、要麼被迫「外卷」,意味着要出海搶奪外資的本土市場。對受擠壓的外資來說,中國市場可能正在丟失,本土市場又要被中資搶佔,很容易會走向貿易壁壘,限制中國出口。
所以中國企業出海遇到困難,部分可歸咎於中國市場的內需不足,若政策發力令中國市場內需興旺,就能吸納更多的外資,外資可在中國市場得利,就會相對降低對中國企業出海的敵意,反而有利中國整體的發展。
今年的兩會昨日降下帷幕,為2024年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確立了基本框架,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形勢,就是「收縮基本過去,未來溫和擴張。」
中國經濟近兩年面對一定壓力顯而易見,預期轉弱、需求不足一直困擾市場,中央政府之前提出的「三重壓力」(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到目前為止,「供給衝擊」已經不再成為市場的關切,但「需求收縮、預期轉弱」卻遲遲未能得到有效解決。
中國經濟面臨的壓力,一定程度與2021年施行的一些收縮性政策有關,如嚴控房地產槓桿、限制科網平台的無序擴張、打擊教培平台、控制地方政府債務等,都對需求和市場主體的未來預期有負面影響。
刺激性房策 民眾回應欠積極
因為對房地產的融資在短期內突然收緊,導致了一大批以「高負債、高槓桿、高周轉」為特徵的內房企業(特別是民企),出現了資金鏈斷裂引起的債務爆破危機,之後債務危機又向兩個方向演化,對企業而言是迫使盡快拋售其資產套現,增大了房地產市場的沽售壓力;對購房者而言,是削弱了其購房信心,延遲了其購房決定。供應增加和需求下降還惡化了供求平衡,進一步打擊了購房者信心,令投資者退出市場,剛需者更加觀望。
由於房地產行業規模巨大,上下游聯繫廣泛,房地產市場的不景氣對經濟形成了較大拖累。政府看到房地產市場崩潰的危害後,不斷地釋放各種支持房地產市場恢復的政策,過去房地產熾熱時施加的各種限購、限貸政策,現在已接近全部取消,一些城市甚至通過更進取的降低首付比例、或者現金補貼等辦法刺激需求。事實上政府已經取消了對內房企業「三條紅綫」限制槓桿的要求,通過針對具體專案的「白名單」方式直接給專案融資,協助房地產市場恢復正常。
從政策角度觀察,對房地產的限制性政策大致可以說已經取消,政府的立場已經從限制轉向支持,不過由於房地產市場崩跌形成的熊市預期揮之不去,民眾對刺激政策的回應不夠積極,致使部分城市房地產市場仍在惡化。
政府對科網平台的限制政策同樣已經轉變,2022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支援平台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在實踐中,2023年底國家新聞出版署發布《網路遊戲管理辦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引起市場對政府加強管制的疑慮,導致股市大跌,之後新聞出版署並未推行原方案,顯示政府支援平台企業發展並不是說說而已,而是能接受市場意見、有實際行動。
至於之前受到致命打擊的教培行業,相關政策的傾向也是朝向寬鬆,允許有條件恢復的方向演進,與之前的嚴格禁止有很大的不同。
延續下來的政策主要是控制地方政府債務,國務院總理李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裏,提出「各級政府要習慣過緊日子,真正精打細算,切實把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用出實效來。」也就是說,2021年以來那些偏向收縮的政策,只有控制地方政府債務還在繼續。不過,政府工作報告將今年的地方專項債定在3.9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比去年增加1,000億元,仍有溫和擴張。
政府工作報告將今年的財政赤字率定在3%,乍一看似乎有點偏低,因為在民企、外資、地方政府都存在各自問題的情況下,刺激需求一定程度需要更多來自中央政府的財政資金,而3%屬於正常的赤字率,並沒有顯著擴張,令人擔心刺激經濟的力度是否足夠。
總財政支出 非如表面保守
不過,如果加上其他的開支,總財政支出並不像表面上那麼保守。根據政府工作報告,赤字率3%,代表赤字金額為4.06萬億元,比去年預算增加1,800億元;預算開支增加1.1萬億元;地方債3.9萬億元,比去年增加1,000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今年發1萬億元;總開支較去年增加逾2萬億元,開支增長約8%,增速不算低。
從政府財政安排的支出情況看,未來溫和擴張的大局基本確立,尚不明朗的是具體投向和速度。政府工作報告將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確定為5%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2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5.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這些目標裏,實現5%左右的經濟增長,以及3%左右的通貨膨脹都需要較大努力。
雖然去年的經濟增速為5.2%,與今年定下的目標相若,但2022年由於受疫情影響,中國經濟增速較低,所以去年的經濟增速雖然不錯,卻部分源於上年的低基數優勢,在今年缺乏低基數優勢的背景下,要想克服經濟壓力達成5%左右的增長目標並不容易。
居民物價升幅目標3%左右,從近期的通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CPI)和生產者價格指數(Producer Production Index,PPI)的表現看,實現的難度也不低。2月CPI雖然較去年同期漲0.7%,扭轉了過去連續4個月通縮的局面,但首先2月有春節,通脹指數上升有可能受春節影響,不一定代表通縮壓力減輕;其次PPI同比下降2.7%,較1月跌幅2.5%擴大,已經連續17個月下降,說明工業產品價格的壓力毫無減輕迹象,企業經營環境仍然困難。
由於1、2月通脹極低,且工業產品持續降價,要全年實現3%左右的通脹目標,恐怕下半年的通脹要顯著超過3%,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財政刺激或者房地產行業脫困,恐怕這個目標未必能夠實現。
出口超預期 倘持續或有驚喜
房地產行業方面,雖然截至目前尚未見全面脫困迹象,不過政策的支持力度卻不容低估,特別是重啟補充抵押貸款(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PSL)5,000億元用於支援「三大工程」(保障性住房建設、「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城中村改造),由於PSL貸款直接來自央行,有很強的乘數擴張效應,如果PSL可以進一步增加,加快推動三大工程建設,並部分用於收購過剩存量商品房,相信可以加快房地產行業脫困。
總的局勢大致可以總結為,收縮性的負面政策基本已經扭轉,政府工作報告也確立了一個較為進取的經濟發展目標,財政溫和擴張的大局基本確立,但是如果房地產不能迅速脫困,可能妨礙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
不過,由於今年1、2月的出口遠超預期,如果可以持續,出口的增長有可能對經濟恢復帶來意外之喜。
中國傳統上是一個農耕社會,人民主要靠種田養活自己,且產量有限,需要精打細算。這個生活模式導致了與遊牧民族或者漁獵民族非常不同的民族特點,就是中國人比較習慣靠平時的勤儉和積蓄度過荒年、應付困難。
歷史上,勤儉節約、注重生產、熱愛儲蓄就是中國人的傳統,進入現代,這個傳統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強,因為中國共產黨就是一個從極端短缺裏成長出來的黨。
1928年11月25日,率領秋收起義餘部上了井岡山的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井岡山上的鬥爭》裏寫到,軍隊的供應問題「除糧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以為繼。僅僅發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甚麼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供應短缺非常嚴重。
1942年12月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其中講到「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1940年和1941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摩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中共歷史上第一次「精兵簡政」就發生在這個階段,毛澤東後來在《為人民服務》的演講裏,專門表揚了提出建議的李鼎銘,「『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採用了。」
已由供應短缺 轉為供應過剩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中國先是遭受美國及西方的封鎖,之後又遭到蘇聯及盟友的封鎖,經濟困難、供應短缺的情況仍然十分嚴重。上世紀60年代初,由於大躍進失敗和自然災害,國家又一次面對嚴重困難,於是重施故伎,動員了近2,000萬城市人口回到農村,等於再次大規模實施「精兵簡政」。新中國建國前30年,基本上就是短缺經濟時期,幾乎買任何生活物資都要憑票(如糧票、布票、油票、肉票等),都是按計劃分配,不能多買。
應該說,中共在應付短缺經濟方面是很有經驗的,中共建黨至今約103年的歷史,經濟上可以說主要是一部供應短缺史。但是,隨着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世貿後工業的大幅增長,中國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從供應短缺到供應過剩的轉換,成為了全球首屈一指的世界工廠、供應大國。
可是,人的認識或者印象並不必然隨時都能符合現實,雖然中國已經告別短缺進入了過剩經濟,但短缺經濟時形成的思維和政策慣性仍然廣泛佔據人們的頭腦,並沒有輕易隨現實而改變。
需求不足 競爭獲利能力惡化
前些年在中美關係比較平穩的階段,中國的的過剩產能主要是通過向美西方出口得到消化。不過隨着美國對中國的戒心愈來愈強,要與中國「脫鈎斷鏈」、要搞「小院高牆」,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也大受影響,對美西方出口正遭受愈來愈大的掣肘。雖然近年來中國大力發展對東盟、「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等的出口,但總體的出口形勢並不樂觀。
產能過剩了,增加出口又不確定,因此中央提出大力發展「國內大循環」,但是將原本計劃供應出口的產能用於國內,等於是增加了國內供應,如果沒有對等的需求增加,勢必出現需求不足,導致企業惡性競爭,獲利能力趨於惡化,經濟受到較大壓力。
中央也認識到提振國內需求的重要性,自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一直將提振需求作為施政的主要方向,不過遺憾的是,刺激需求至今效果欠佳。
刺激需求遇到困難,部分原因與外部環境有關,美西方對中國出口的打壓、科技的封鎖,客觀上影響了中國產品的外部需求,而美國鼓動資金流出中國資產,又一定程度打擊了中國的貨幣供應,等於限制了社會需求。因為外幣進入中國時,需要向獲授權金融機構兌換人民幣,等於由國家統一收購外滙並放出對應人民幣,增加了貨幣供應;而外幣流出時,金融機構會收回人民幣放出外幣,等於減少了貨幣供應。
部分原因則與短缺經濟時形成一有困難就收縮的慣性有關,本來需求不足應該直接刺激需求,可是短缺經濟下形成的反應,卻是增加生產和收縮需求,如限制地方政府債務、限制房地產債務、限制科網平台無序擴張、打擊教培平台、給企業減稅降費等,於是明明政策的大方向是擴大需求,可實際出台的具體政策卻是增加生產收縮需求,自然擴大需求就遲遲沒有效果。
雖然現在限制房地產融資、限制科網平台擴張、打擊教培平台的政策已經基本轉向,但已經造成資產市場崩塌的結果,而且地方政府的債務仍處於嚴控階段,於是政策的轉向效果也未如理想。
從需求角度看,中國經濟有足夠的需求,缺乏的是有資金的需求或者說有效需求,其原因又與貨幣供應出現問題,或者資金無法大量流入實體經濟有關。簡單看,中國的貨幣供應有兩個明顯障礙,一是微觀方面,資產市場崩塌後,市場主體沒有足夠的抵押物從銀行獲取貸款,可以做個大略匡算量化其影響,假定中國有500億平米的房子可用於抵押,均價1萬元(人民幣,下同)每平米,則資產價值約500萬億元,如果抵押率按50%計算,理論上可以創造約250萬億元貸款,房子市價假如平均跌30%,抵押率不變,則可能會減少最多75萬億元的抵押貸款。所以資產市場的崩塌,對微觀市場主體可能造成了數十萬億元的信用損失,等於縮小了他們的借貸能力,而且資產貶值還嚴重打擊了他們的消費慾望。
宜增貨幣投入 刺激有效需求
二是宏觀上,外資流走收縮了中國的貨幣供應,削弱了中國降準降息的正面影響。由於市場主體信用收縮又普遍缺乏借款慾望,又導致金融系統擴張的資金無法大量流入實體經濟,只能停留在金融系統空轉。導致實體缺乏資金很難擴大需求。因此解決這個問題必須由中央財政直接擴張,通過收購過剩房地產或者股市平准基金的辦法,將資金直接注入實體經濟和市場主體手中,否則就很難走出一面金融空轉、一面市場主體缺錢的怪圈。
中國長期的傳統和短缺經濟現實,造成了遇到經濟困難就採取遏抑需求政策的習慣做法,導致了政府刺激需求的辦法不多,目前中國經濟的主要障礙是有效需求不足,表現在資產價格下跌帶來的市場主體信用收縮,和宏觀上增加的貨幣供應缺乏進入實體經濟的管道。因此,必須擺脫短缺經濟時形成的「發展生產、控制債務」舊思維,把焦點集中在增加貨幣直接投入、進而增加市場主體手頭資金方面,將潛在需求轉化為有效需求,支持經濟發展。
本文大題這個說法很多人聽到一定感覺很奇怪,明明總統大選是美國民主制度的體現,怎麼會變成動搖國本呢?
表面看,「總統大選是美國民主制度的體現」這句話是不錯的,但如果從更深層、更本質的角度觀察,劣質化的美國總統大選卻正在摧毁美國的立國基石。
經濟空心化 「美國夢」瀕破產
美國立國的基石是甚麼?是「大房子大汽車,只要努力就有機會成為中產階級」的美國夢嗎?顯然不是,美國夢屬於利用人類追求更好生活的本能,提出來吸引、團結大眾的一個口號或者理想,大致在「以利誘人」的層面。在現實中,「美國夢」可以說已經部分破產,因為美國經濟的空心化、金融化實際上正在消滅美國中產,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正是利用白人中產被生活日趨「下流」所激起的憤怒才得以上台的,如果美國夢是美國基石的話,那麼美國現在就應該分崩離析才符合邏輯。
回溯美國建國的歷史,真正的美國立國基石或者原則,恐怕要在美國建國最重要的「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才能找到。
1776年7月4日通過的「獨立宣言」,由第三任美國總統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負責起草。內容主要分為5個部分,分別是序文、前言、控訴、譴責和總結,雖然宣言的主要部分都是對英國管治集團的控訴,但真正重要、有關美國立國理念的內容則集中在前言部分。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Men,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在美國先賢的眼裏,人有自由的天賦人權,且人人生而平等,都有權追求自己的幸福,在這個基礎上才建立政府,是由人民同意授權產生的。而在西方社會,人民同意授權的形式主要是投票選舉。因此,美國的建國原則可以濃縮為「自由、民主」,自由主要針對個人,民主主要針對政府或公共事務。
但是,這樣的原則還不完整,「自由、民主」只是說平等的自由可以通過民主的方式,產生一個帶強制性的統一意見,並沒有說清楚如果一部分人由於各種各樣的考量,不接受民主後形成的意見該如何處理。
這個問題不是杞人憂天,事實上,發生於1861至1865年期間的美國「南北戰爭」,就是南方和北方意見無法統一的產物。
美國「南北戰爭」的起因,簡單來說源於雙方的經濟利益分歧,由於當時美國北方工業較為發達,需要大量勞工和工業品的銷售市場,因而主張限制歐洲工業品進口和解放黑奴;而美國南方則農業發達,擔心限制歐洲工業品進口會引來歐洲對美國農產品進口的打擊報復,同時農產品生產又依賴黑奴,因而反對限制歐洲工業品進口和解放黑奴,在意見無法統一下,南方7州先後宣布脫離美國聯邦,成立美利堅聯盟國(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1861年3月4日宣誓就職總統的林肯(Abraham Lincoln),拒絕承認南方宣布獨立的法律效力,美國的「南北戰爭」爆發。
法治失靈 難調節內部分歧
所以,完整的美國建國理念可以概括為「自由、民主、法治」,其中法治是解決各方意見分歧的工具。當法治或者法律無法強制各方遵守經過民主程序後達成的意見時,內戰就成為最終的分歧解決手段。
現在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對立非常激烈已經眾所周知,尚未引起大家重視的是美國內部分歧的調節機制正在逐漸失靈。傳統上,美國調節分歧的最後防綫是法律,可是在2021年1月爆發的「國會山騷亂」事件中,法治的影響已經非常微弱,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就是在法律程式清楚、且沒有任何確實的證據證明2020年總統大選存在舞弊的情況下,堅稱特朗普的大選結果被竊,並要求兼任參議院議長的副總統彭斯(Michael Pence)和國會拒絕認可拜登(Joe Biden)當選第46任美國總統。在未能滿足其訴求情況下,數千名特朗普支持者衝擊美國國會大樓,擾亂美國國會聯席會議,完全視法律為無物。
不過美國的危機不僅在特朗普及其狂熱支持者,已經不願遵從法律對他們不利的約束,在似乎較為理性的民主黨,法律同樣不再是至高無上的公平裁決準則,而是墮落成為黨同伐異的工具。
近日判決的特朗普誇大資產案就是一個頗為奇幻的例子,當地時間2月23日,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美國紐約州法官恩格隆(Arthur Engoron)正式裁定,特朗普因民事欺詐案被處以4.54億美元罰款,其中包括3.55億美元的罰款和近1億美元的利息,罪名是特朗普和兩個兒子多年來藉誇大淨資產,以取得較好的貸款與保險條款。
客觀地看,特朗普有沒有誇大淨資產以取得較好的貸款與保險條款呢?大概是有的。因為粉飾財務報表以取得銀行貸款是一種常見的商業行為,並不罕見。而且,在商業實踐裏,粉飾報表對取得較好的貸款條件的作用也未必很大。因為銀行作為專業機構,理應較為清楚企業的經營狀況和資產品質,首先不易被誤導,其次也會聘請專業的評估師,不會企業給甚麼就信甚麼。
另外作為民事訴訟案,一般應遵循「民不舉官不究」原則,即使特朗普有誇大淨資產獲得好處的嫌疑,可是如果沒有受害者起訴,照理法官不應深究。可在這個案件裏,盡管特朗普之前的貸款都已還清,亦沒有受害者,可是法官依然堅持嚴判特朗普欺詐,並作大額罰款,這個判決是否與特朗普試圖再次參與2024年總統大選有關,引人遐想。
權威無人信 國家近分崩離析
紐約州是民主黨重鎮,特朗普這個誇大資產的奇幻案例,很難讓人不將其與今年總統大選聯繫起來,這個充滿了黨同伐異味道的判決,事實上說明了民主黨同樣是將法律這個公器,當成了黨爭的工具。
民主、共和兩黨是美國最重要的政黨,當兩黨都可以為了自身利益將法律當成工具時,法律就失去了公平調節分歧的作用,法律的權威無人相信,國家就會面臨分崩離析的威脅。從近幾年的發展看,目前美國對於依靠法律解決分歧的共識正逐漸削弱,2024年的總統大選,由於特朗普和拜登的尖銳對立和無所不用其極,勢必進一步打擊尚存的對法律敬畏,動搖美國的建國基石。
國家統計局農曆年前發布的經濟資料顯示,反映通貨膨脹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CPI)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roducer Price Index,PPI)1月雙雙走弱,說明經濟面臨的壓力沒有明顯紓緩。
其中CPI雖然較去年12月略有增長(環比上漲0.3%),但與去年同期比較卻下降0.8%,弱於預期,已經是連續4個月處於通縮區間,從趨勢變化的角度看,通縮還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
國家統計局對1月CPI跌幅較大的解釋,是受上年同期春節錯月對比基數較高的影響,這個解釋雖然有一定道理,不過如果合併PPI資料一併觀察,物價能否盡快走出通縮卻不是那麼確定。因為PPI已經自22年10月開始進入下行通道,出現了連續16個月的下降。PPI反映的是企業生產商品的出廠價格,PPI持續下跌代表着工業產品的價格持續受到壓力,代表着企業毛利率的持續下降、經營困難增加。
企業經營壓力加大又會轉化為企業對前景的信心不足,縮減投資、裁員減薪的機會增加,導致社會需求減弱,進一步增加通縮的壓力。
「惜幣」心理 導致消費投資延緩
目前內地已經持續通縮4個月,如果看長一點時間,CPI在去年6月已經跌倒0%,7、8、9三個月都在通縮的邊緣掙扎,如果加上這4個月的類通縮時間,等於差不多已經有8個月經濟處於通縮和類通縮之中。
通縮是經濟發展的大敵,因為長期通縮可能會帶來一系列惡果,甚至可能導致經濟進入長期衰退,不能掉以輕心。
從最簡單直觀的角度,對各類市場主體來說,通縮就代表着與手頭的貨幣相比,商品更不值錢了,長期通縮的含義則意味着,愈遲消費商品將愈便宜。因此,通縮對經濟的直接影響就是,大家都會選擇盡量持有貨幣,或者盡量延緩消費,以獲取未來商品價格下降的好處。
在這種「惜幣」心理作用下,大家都會盡量保存貨幣少花錢,於是該投資的不投了或者延緩了;該消費的同樣不消費或者延緩消費了;在缺乏或者大幅減少投資和消費的情況下,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等於癱瘓或者半癱瘓了兩駕,只剩下出口一駕。而單靠出口這駕馬車拉動經濟本身就不現實,更不必說在如今中美激烈博弈,美國在各方面試圖打壓中國、限制中國出口的情況下,出口本身增長的空間已經受到很大限制,能保住已有的份額並略有增長已經算不錯的成績了,不宜期望過高。
而且,通縮對市場主體的另一個含義就是持有的資產貶值,因為貨幣更值錢,大家都不投資或少投資了,而賣家又想盡快變現收取現金,於是資產市場就會供過於求,導致資產的價格下跌。資產價格下跌又惡化了市場主體的負債情況,因為債務不會無緣無故地減少,資產縮水了債務卻不會縮水,就形成類似日本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市場主體的主要目標從發展變為減債,努力將負債降至安全、能承受的水準,以免資金鏈斷裂或被迫破產。
如果沒有有力的政策干預,通縮有可能走入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愈不投資和消費,經濟愈差,通縮加劇;而愈通縮,說明貨幣愈值錢,愈需要持有貨幣而不是資產,於是各類資產的拋售潮加劇,通縮更厲害。然後經濟就會在這樣的投資和消費不斷衰減、資產市場持續下跌的過程中走向衰退。
政府不是不擔心通縮對經濟的危害,為了刺激經濟,過去幾年也出台了各種各樣的政策,但從通縮情況不斷加劇的現實看,政策的力度恐怕是不夠的,亟需更強力的政策拉動經濟盡快走出通縮。
中美關係局部緩和 利外資回流
在政府宏觀政策之外,近期中美之間也有些新動向值得留意,一是中國大幅對外開放金融市場,最重磅的政策是允許外資持有銀行保險機構100%股權,取消外資參股、收購、增資金融機構的股權比例限制,對美國有利;二是中美高層互動頻繁,高層會談不斷;三是據美國財政部資料,中國已經連續兩個月增持美債,其中2023年11月增持了124億美元,12月增持了343億美元,由於金額較大且持續,有可能預示着中國對美國國債市場策略的調整(從減持改為增持),這對美債市場是個好消息,有助於美國發債。
從中美以上動向看,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局部存在緩和的可能,外資因應中美關係有所好轉而部分回流中國資產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對港股有潛在利好作用。
在目前中國經濟通縮、經濟增長面臨較大壓力的情況下,如果外資可以恢復大量流入,當然對拉動中國經濟增長、改善通縮環境有好處,對經濟影響正面。
不過,由於新冠疫情以來美國大量印鈔,政府財政極度寬鬆,充裕的流動性推升了美國通脹,雖然美聯儲局2022年以來為了壓低通脹被迫加息,但美國流動性寬鬆的局面並沒有根本改變。寬鬆的流動性推高了美國資產價格,上升的息率又令美元轉強、人民幣兌美元貶值,使得美國在金融上處於有利的位置。
相反,中國由於宏觀政策不夠有力,在房地產泡沫爆破、需求不足、經濟面臨較大壓力的情況下,未能迅速扭轉不利局面,資產價格處於近些年的偏低水準,比如同為電商龍頭,中國的企業阿里巴巴市盈率估值僅為美國企業亞馬遜(AMAZON)的約五分之一,可見中國資產價格偏低的嚴重程度。
在中國資產價格嚴重偏低的情況下,雖然外資流入對經濟走出通縮、恢復健康增長有正面作用,但是無可否認,同時也會帶來中國優質資產以偏低價格被外資收購的風險,有利有弊。
財政刺激+定向寬鬆 拉動經濟
最理想的狀況,還是中國依靠自身的有力宏觀政策,例如中央政府加大財政刺激力度,配合央行的定向寬鬆,讓經濟恢復強勁,這樣一來,一方面,強勁的經濟發展可以創造大量的賺錢機會,同樣可以吸引外資回流;另一方面,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發展,中國資產吸引力上升會帶來價格回升,就可以避免中國優質資產低價流失的潛在風險。
綜合起來,拉動經濟走出通縮大致有兩條路,或者靠自己的有力宏觀政策,或者靠外資流入來拉動,相比較而言,求人不如求己,還是靠自己更有把握。
港府上周二(1月30日)啟動為期1個月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立法建議包括訂立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涵蓋5大罪行。分別是:1.叛國及相關行為;2.叛亂、煽惑叛變或離叛,以及具煽動意圖的行為;3.竊取國家機密及間諜行為;4.危害國安的破壞活動;5.境外干預及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組織。
23條屢遭妖魔化 港府積極解釋
文件中不少內容引起注意,例如新增的「境外干預罪」將禁止港人與外國及台灣政治組織聯繫,「國家秘密」的定義涵蓋「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秘密」,「叛國罪」包含「隱匿叛國」等。近日一些討論也關注怎樣的機密可以算「國家秘密」,如果因為公眾利益而披露是否涉嫌違法等。
從普通人的角度講,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內容不少,甚麼樣的行為屬於犯罪、行為的尺度如何把握等也需時了解,特區政府雖然已經積極對外解釋,但面對一個過去長期被西方及反對派有意妖魔化的法律,部分人有擔心也十分正常。
借鑑歷史,建國初期對一樁叛國大案的處理經驗,對今天或許仍有啟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早年,曾經出過一樁非常著名的案子,就是「張東蓀叛國」案。
「張東蓀叛國」案 揭犯罪兩概念
張東蓀歷史上曾是中國的風雲人物,以一介書生參與政治,熱衷於走第三條道路,既反對國民黨的專治統治,也反對共產主義,政治立場親美反蘇,曾任中國民主同盟(民盟)的中央常務委員。他平生自以為傲的最大功勞是參與牽綫聯絡國民黨駐守北京(北平)的最後一個軍事集團,「傅作義集團」的投降,間接促成了北京的和平解放,使這座歷史古城免遭戰火,為人民保存了珍貴的歷史遺產。
新中國成立後,張東蓀也很受重用,1949年6月15日,張東蓀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參加新政協籌備會;9月21日,被選為新政協第一屆會議大會主席團成員;9月30日,張東蓀與周恩來等56人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10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委任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
可是如此受重用的張東蓀卻在親美恐美的思想影響下,犯下了嚴重錯誤甚至是罪行。「張東蓀叛國」案各種報道細節常有出入,但主要的脈絡大致如下:
1950年初,張東蓀碰到了舊識、自稱與美國方面有聯繫而實為美國特務的王志奇(又名王正伯),王從天津來告訴張東蓀,美國決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並正在進行計劃,張東蓀充滿了焦慮,他對王志奇說「能不能把一個意見傳達給美國,就是打起仗來千萬不要打中國,留着中國,且看將來。」張東蓀還拿出了一份政協委員名單,並將其中認為可與美國合作的人用筆勾出。
另據《北京公安史志》記載,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破獲美國間諜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張東蓀向美國原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出賣情報」的情況。偵訊處又經過一年多的偵察,進一步證實了張確實把抗美援朝中國出兵的具體日期和國家財經預算等國家核心機密編成情報,經人送到香港,然後轉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如果說提供「認為可與美國合作的政協委員名單」尚有些可辯解之處,那麼向美國提供「志願軍出兵的具體日期和國家財經預算等國家核心機密」,卻是怎麼都無法講清楚的提供情報行為了,因為當時的中美兩國正在朝鮮打仗。1952年10月,民盟將張東蓀開除,有人提議將他逮捕法辦,但毛澤東主席指示,「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養起來。」
據另一位中國著名的民主人士梁漱溟回憶,他曾受張東蓀之托,向毛主席提到張東蓀犯罪問題,探悉主席將如何處理。「不意主席於此事竟不見惱怒,回答我說『此事彭真來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起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想來他會要向我作檢討的,且看他檢討得如何吧!』」
按梁漱溟的回憶,毛主席之所以對張東蓀寬大處理,不是因為認為張的行為沒有犯法,而是從社會危害的角度着眼,認為張的行為危害不大,「造不了反」。毛主席會這麼看的原因,很明顯是因為張不過一介書生,無拳無勇,沒有組織,即使有想法,也沒有實施其想法的能力。換句話說,毛主席這裏真正關注的,是實施想法或者動機的能力,也就是說,是否有組織是判斷是否具有較大社會危害的關鍵考量。
張東蓀後來辯解說,他是出於讓中國避遭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災,才進行他的所謂個人外交,他拒不承認「叛國」和「美國特務」的罪名,只是就無意洩露國家機密,自請處分。也就是說,張東蓀是用沒有「叛國」的主觀故意或者動機來為自己辯護,他認為自己只是無意的錯失、有錯誤,應該受處分,但不是犯罪。
「張東蓀叛國」案牽涉到犯罪或者社會危害的兩個重要概念,即「動機」和「組織」,在張案中,張東蓀基本可以肯定是沒有參加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的,從披露出來的資料看,也大致可以確定他沒有損害國家利益的主觀想法,即使客觀上他的行為給國家造成了危害,但他主觀上還是想維護國家利益。所以,盡管張東蓀遞交給美國的情報層級相當高,足夠「叛國」的罪名,但最後的處理卻相當寬鬆,除了不能繼續在政府任職外,他名義上的教授職務、待遇等都得以繼續保留。
如果可以汲取「張東蓀叛國」案的經驗,只要普通人沒有損害國家及香港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動機或者主觀故意,又沒有參與某些意圖損害國家及香港利益的組織,或者受這些組織的指派進行相應損害國家及香港利益的活動,就大概率不會構成犯罪的話,相信絕大部分普通市民包括外國人都會立刻放下心中的擔心,特區政府對於23條立法的解釋工作就會事半功倍。
須把握自身行為 免犯法免擔心
因為一個人的行為是否觸犯法律,有時不易清楚界定,但是自己是否有犯罪的主觀故意,或者有沒有參與或者受相關組織的指派,卻能夠為自己完全掌握。也就是說,在有沒有「動機」和「組織」方面,每個人的命運都是在自己手裏,不想犯法的人就不會犯法。
對於普通人來講,最怕的就是誤墮法網,明明沒有犯法之心,卻由於這樣那樣的因素涉嫌犯法,身不由己地陷入可能犯法的困境。如果不想犯法的人把握自己的行為就可以免於犯法,相信足以解除絕大多數普通人的擔心。而對於那些有預謀、蓄意犯法者來說,孔夫子說「求仁得仁,又何怨。」他們破壞國家和香港的利益,然後受到了法律制裁,罪有應得,不是很應該嗎?
特首李家超上周四(25日)在立法會舉行的「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表示,基本法23條立法準備已進入最後階段,已經在衝綫的直路。特區政府會系統性建設23條立法解說工作,統籌安排上分為核心和支援隊伍,另會成立「應變反駁隊」,反擊敵對勢力在互聯網等的文宣抹黑。
香港需要盡快就23條立法以維護國家安全,這點社會已有共識。不僅僅是由於23條立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而香港自1997年回歸至今,拖延20多年尚未完成。更因為2019年藉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為由爆發的黑暴動亂,徹底暴露了香港社會並不太平,將香港想像為一個沒有敵對勢力破壞、所有人都愛國愛港的伊甸園不過是老好人的幻想,黑暴動亂將香港搞得烏煙瘴氣、社會陷入半癱瘓狀態的事實說明,香港是存在一些有意破壞社會繁榮安定的破壞力量,如果聽之任之,這些破壞性力量可能給香港整體利益帶來重大損害。
保障國家安全 補上最後短板
從中國政府推出港區國安法的效果看,港區國安法有力地打擊了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核心力量,對反對派有極大的震懾作用,法律實施後,香港社會很快就恢復了平靜,社會秩序、營商環境都恢復正常,可以在一個安定的社會基礎上聚焦發展,充分說明了保障安全和發展經濟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沒有國家和香港社會的安全和穩定,發展經濟就無從談起。不過,由於「一國兩制」的原因,中國政府制定的港區國安法並不完整,僅僅涵蓋了維護國家安全的部分內容,需要香港盡快完成23條立法,為保障國家安全補上最後一塊短板。
然而在香港,23條立法又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屬於高度政治敏感,之所以回歸20多年都尚未能完成立法工作,主要就是社會對於該議題有多種聲音,加上一些不願見香港堵塞國家安全性漏洞的力量在裏面興波作浪,致使立法工作一再拖延。
本來,任何國家都有關於國家安全的法律,除了香港,也沒有聽說哪個國家或者地區因為設立有關國安的法律而鬧出甚麼風波。23條立法之所以在香港變得高度敏感,一定程度上還要從其歷史背景和社會結構上找原因。
從歷史背景看,自1842年《南京條約》正式割讓香港島起,港英當局管治香港超過150年,而自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算起,時間不過20多年,而且回歸後中國政府也沒有在香港搞「去殖民化」,有意識地打擊西方思想的主流地位,因此迄今為止,可以說在香港,英美主導的西方思想雖然較之過去的統治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是社會的主流思想,對香港社會和普通市民仍然有極大影響。
從社會結構看,除了香港的原住民,香港社會的人員構成有以下幾個主要的管道,一是歷次因各種原因以合法或不合法手段從內地來港的內地居民;二是新中國成立前後從內地來港的江浙資本家及相關人員;三是新中國成立前後大量來港的國民黨相關人員;四是因各種原因來港的外籍人員。
以上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結構,一定程度決定了即使在回歸後,親英美勢力在香港社會仍然有較大影響,在社會上也有廣泛的支持。這個較為親西方的社會基礎在過去歷次反對派與建制派對壘的選舉中清晰可見,就是支持反對派的票數大概佔總投票數的60%。由於英美等西方國家的利益與中國的利益並不一致,特別是現在這個美國全力圍堵、打壓中國的時間段,中國和以美國為首的盟友們的國家利益,在很多地方不僅是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因此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美英為首的西方力量有組織、有意識地破壞打擊香港的繁榮穩定,進而損害中國利益的推論是完全合乎邏輯的;但是這種外國勢力的有意識破壞,與普通市民受歷史、教育、社會輿論、主流思想等影響,並無損害國家包括香港利益主觀故意的一些傾向要分清楚、區別對待,不能混為一談。
立法須照顧 多數市民利益
毛澤東主席關於政治有一句直指本質的經典表述,「所謂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敵人搞得少少的。」這句話用之於香港就是要團結多數、打擊少數,23條立法也應如此,就是法網要漏得過那些沒有損害國家包括香港發展和安全利益的普通人,又要網得住那些有意破壞國家包括香港發展和安全利益的大鱷魚。就是要鬆緊適度,既不能搞寬大無邊,漏過吃人的大鱷魚,讓破壞國家包括香港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壞人安然脫身;又不能搞法網密織,連蝦毛也不放過,把大量的普通人當鱷魚抓。
由於香港的歷史與社會結構與內地有顯著的不同,實行的又是「一國兩制」制度,因此23條立法必須考慮這個現實,要照顧香港大多數普通市民的利益。同時,香港作為內地與世界聯繫的重要橋樑,也需要考慮普通外國人的想法,要讓他們知道,只要不是處心積慮、蓄意破壞中國包括香港的安全和發展利益,23條立法並不會損害他們的利益,減少他們的自由。
當然,一些既希望破壞國家和香港安全和發展利益,又不希望承擔相應代價的勢力,是不願意見到23條順利立法,這是他們的利益決定,毫不奇怪。因此,這些勢力努力妖魔化23條立法,希望煽動普通市民反對立法也是其正常反應,特首提出成立「應變反駁隊」,反擊敵對勢力在互聯網等的文宣抹黑,向社會解釋清楚立法原意和對普通人的影響確實很有必要。
倘任美煽動發酵 演變難料
另一方面,考慮到美國正力圖抓住各種機會攻擊中國包括香港,23條立法作為一個政治敏感事件,不被美國利用來煽動群眾、攻擊香港的機會不大,而且必須承認,由於歷史的原因,美國對於西方各國乃至香港的普通民眾,仍然具備不小的影響力,如果23條立法拖延不決,讓美國的煽動、攻擊有時間發酵,很難說事態將會如何演變,因此,較為理想的方法還是盡量加快立法速度,減少負面因素的發酵時間,盡快消除安全隱患,讓香港可以輕裝上陣、全力聚焦經濟發展。
在1月13日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自詡為「務實台獨工作者」的賴清德當選,為兩岸關係帶來了新的變數。根據中國政府的一貫態度,「台獨」就意味着戰爭,賴清德的當選,會不會升高兩岸的緊張?甚至導致兩岸兵戎相見呢?
從根本上看,決定兩岸局勢的關鍵還是兩岸的軍事力量對比,因為當所有的規則、法律、共識都不起作用時,人類最終解決糾紛的手段還是要回到最古老的武力,其高低代表話語權的高低,就可以決定最後形成的秩序。
正是在這一點上,台海局勢在戰略上是對「台獨」不利的,近些年來中國大陸軍事力量的飛速發展,已經初步具備了將美國的軍事干預排除在台海以外的能力,中國航空母艦、隱身戰機、超高音速飛彈、具備偵測隱身戰機能力的預警雷達的發展,使得美國航母在台灣海峽面對解放軍時已經沒有優勢。解放軍的航母戰鬥群、陸基飛彈、空軍、潛艇等都可以威脅美國的航母戰鬥群,在台海如果中美發生軍事衝突,等於美國航母戰鬥群要一對多,同時應付海上、陸上、空中、水下的進攻,力量對比處於劣勢。根據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等美國智庫的18次兵棋推演,中美在台海的軍事衝突中,美國18次全輸了。
美軍援台毫無勝算 恐喪霸權
對於參與一場美國毫無勝算、卻要付出巨大成本、甚至可能因此喪失全球霸權的戰爭,美國會有多高的熱情可想而知。事實上,從中美最近的互動來看,美國最積極想要的,就是恢復兩國高層軍事方面的交流,最熱衷的就是為雙方競爭設立「常識性護欄」,以確保競爭不會滑向衝突。
如果排除美國的軍事干預,台灣方面與中國大陸的軍事實力完全不可比,大陸的軍事力量十倍乃至百倍於台灣,由於兩岸長期處於敵對狀態,又交往密切,台灣作為一個面積有限的海島,其主要的軍事設施基本上無法避免為大陸方面鎖定,一旦兩岸爆發軍事衝突,解放軍一次集中火力的導彈攻擊就可能基本毁掉台灣的軍事對抗能力。所以對台灣來講,如果沒有來自美國的軍事干預和支持,這仗完全沒法打。
硬要打,大約只能採取最近美國積極推薦的「豪豬戰略」,就是分散武裝,到處囤積物資,以靈活、小規模的戰鬥模式,避免被解放軍鎖定而遭火力摧毁,類似中共早年最擅長的游擊戰。不過,這個戰法實際上是假定已經無法正面對抗解放軍,只是盡人事而已,等於承認失敗。
對於中國大陸有足夠的力量排除美國軍事干預、「武統」台灣,這一點中國大陸、美國都明白,台灣可能明白但還有幻想。不過,就算台灣相信美國足以保護台灣想要鋌而走險,美國也不會同意的,他們不可能讓手中棋子反過來指揮自己,讓自己付出巨大代價,為「台獨」火中取栗。
賴清德勢製麻煩 引陸台對抗
只要中國持續穩定發展,中美軍事力量的天平向中國方向傾斜,這個武力的對比,就規定了台灣海峽的戰略方向,即中美大概率不會爆發直接軍事衝突,在這個前提下,美國將會控制賴清德不能越過「台獨」的紅綫,不管賴清德想還是不想,因此,未來台海不會有太大的風險的可能性基本可以確定。
但是,台海不會有太大的風險,並不代表台海風平浪靜,賴清德的當選,還是很可能在大陸與台灣之間製造更多的麻煩,引發更多的對抗。因為掛着「台獨」標籤的賴清德,不可能老老實實、不亂說亂動地做完這一屆;而美國雖然不願意被「台獨」拖進與中國的軍事衝突,卻會樂見賴清德在不出大事的情況下搞些小動作以牽制中國。
雖然台灣選舉中,國民黨獲得了立法院多數,有輿論說國民黨可以發揮制衡作用,不過從近些年國民黨的立場看,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立場其實相差有限,民進黨的立場是「台獨」,國民黨的立場是「獨台」,都主張保持台灣現狀,與中國大陸的和平統一立場有本質區別。
過去中國大陸一直強調「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不過台灣近年歷次的選舉,都說明支持和平統一者在台灣不佔多數,而且隨着時間的過去,老一輩有國家情懷的人逐漸凋零,新一代在兩岸分離現狀中長大,增大了和平統一的難度。
利用台灣維持現狀的民意和美國的縱容,賴清德雖然未必敢製造「台獨」的重大事變,但在不至於令台海失去穩定的框框內,衝撞一下大陸紅綫,製造一些緊張,可能性還是不小的。也就是說,賴清德雖然戰略上不敢越界,但戰術上進行一些挑釁恐怕很難避免。
陸「惠台」變「窮台」 台獨代價大
對於這種切香腸、試探式的挑釁,大陸也已經有了成熟的經驗和應對模式,簡單而言,就是以切香腸對切香腸,你敢挑釁,大陸就會用壓縮「台獨」生存空間來應對,方法主要有兩個:一是以逐步逼近台灣本島的軍演、不承認台海中綫和台灣領海來應對;二是逐步取消對台灣經濟上的友好政策,改變過去的「惠台」政策為「窮台」政策,邏輯也很簡單,既然台灣對大陸的善意棄之如敝履,那麼又何必用經濟友善政策支持「台獨」力量壯大,「台獨」想分裂國家,那就給他們些苦頭吃,做了損害中國人民的事情,總不可能沒有代價。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2023年全年台灣對大陸出口額為1,993.49億美元,自大陸進口額為684.85億美元,順差約為1,308.64億美元;而根據台灣統計,台灣去年全年的進出口貿易順差僅略高於800億美元,就是說,沒有來自大陸的貿易順差,台灣將會陷入大幅逆差。
台灣從大陸市場賺到了大量順差,可轉頭又將這個順差用之於向美國購買武器,等於是用大陸的錢對抗大陸,是對大陸善意的漠視和愚弄。因此,如果台灣方面繼續試圖衝撞大陸底綫,大陸除了軍事應對外,逐步取消對台灣方面的優惠政策,逐步減少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也是合理的選擇。
綜上所述,賴清德的當選,雖不至於顛覆台海局勢,影響大局,但兩岸趨向緊張加劇的可能性不小,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需要跟隨國家政策,未來台港關係發展前景不容樂觀。
自2021年內房泡沫開始破裂以來,政府已經多次出台救助房地產的政策,但是效果都不大好,基本沒有起到穩定房地產市場的作用,內房的困局不斷擴大,從個別民企蔓延到大多數民企,再從民企蔓延到國企,直到本輪救助政策出台前,房地產脫困的前景依然不明朗,甚至有可能繼續惡化。不過,本輪內房救助政策的效果卻可能帶來較大的不同,筆者稍後討論。
回顧政府救助內地房地產行業的過程,政府的政策大概可以分為4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需求端以支持剛需、改善性住房為主,在供給端以推動地方政府主導的「保交樓」為主。這個階段的政策重點偏重於民生,以保障不損害居民自住需求和購買的房屋不爛尾為主要考慮。
不過,該段政策沒有解決投資性需求消失後,內房行業出現的普遍供過於求問題,以及內房企業資金鏈斷裂後造成的廣泛負面影響,結果供過於求導致社會對房地產預期一致偏淡,資金鏈斷裂、融資困難令內房企業完成「保交樓」也困難重重,於是內房行業情況繼續惡化。
第二階段政策以支援困難內房企業融資為主。由於發現不考慮內房企業的實際困難,就很難完成「保交樓」重任,於是政府在繼續關注民生的同時,也適度放鬆對內房的監管政策,以及推動增加對內房企業的融資,其中最具標誌性的政策是在2022年11月11日,央行和銀保監會聯合下發《關於做好當前金融支持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工作的通知》(簡稱「金融十六條」)。
「金融十六條」的核心就是市場俗稱的「三枝箭」,分別對應對內房企業的信貸、債券、股權融資支持。政策出台後,金融機構、證券市場和內房企業都從各自的角度作出了跟進,也達成了一些成果。不過由於沒有改變房地產供過於求的市場環境、社會預期不佳,致使出現「雷聲大、雨點小」現象,融資規模未如預期,內房行業仍無法走出困境。
第三階段政策開始轉向鼓勵需求。2023年7月24日,政府作出了「我國房地產市場供求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判斷,要求「適時調整優化房地產政策」。也就是說,彼時政府已經確認內地房地產進入供過於求時代,政策重點從保障供應轉向增加需求。
在鼓勵需求政策下,政府放鬆了各地之前施加的各種需求管理政策,各種限購、限貸政策基本取消,就連之前限制最嚴的一綫城市「北上廣深」,也同樣大幅放寬甚至取消限制政策。不過,在投資性需求消失後,放鬆甚至取消限制措施帶來的購房增量,遠小於市場的庫存積壓,所以這類政策施行後效果未如理想,市場的熱絡表現基本都是曇花一現,很快就打回原形,再次進入悲觀失望的軌道。
終對症下藥 轉向直接創造需求
第四階段就是本輪的內房相關救助政策。本輪政策的最大特點,是在認識到即使取消以往的限制需求政策,也不足以帶動房地產行業走出困境的情況下,政府政策的重點轉向直接增加對過剩房地產的需求。
從邏輯上看,這個創造需求消化過剩房地產的方向是真正的對症下藥,找準了內房屢救不起的癥結。因為投資需求消失後的新市場環境下,據測算年住屋需求僅及旺市時的60%至70%,即約有30%至40%的累積內房庫存屬於過剩,這個數量相當龐大,僅靠取消對自住需求的限制顯然無法消化,也間接說明過往救市政策效果不佳的原因所在,惟有靠政策大幅增加短期對住房的需求才行。
央行發力 助過剩庫存轉保障房
近期有幾條重磅消息,說明政府正在循將內房過剩庫存轉為保障房,和加強對內房企業融資支援的方向發力:
一是央行近日公告新增抵押補充貸款(Pledged Supplemental Lending,PSL)額度5,000億元(人民幣,下同),為政策性開發性銀行發放「三大工程」(保障房、城中村改造、平急兩用設施)建設項目貸款,提供中長期低成本資金支援,預計其中將有部分用於收購過剩內房庫存。
二是央行向8個試點城市推出1,000億元的租賃住房貸款支持計劃,支持這些城市購買商品房用作長租房。
三是央行、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印發「關於金融支持住房租賃市場發展的意見」,該意見明確了金融機構支援租賃房建設、購買過剩房屋轉做租賃房屋、經營租賃房的具體操作路徑,打開了金融機構支持將過剩房產轉為租賃房的大門。
四是國家住建部、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聯合印發「關於建立城市房地產融資協調機制的通知」,明確由城市人民政府牽頭協調,在地級及以上城市建立城市房地產融資協調機制,提出可以給予融資支持的房地產項目名單,推送金融機構,做好融資支持。
從政策的角度看,這些政策多管齊下,含金量較高,而且商業銀行系統對房產行業的金融支持也沒有規定上限,如果能夠順利落地,相信內房行業有望走出困局。
政策順利實施的效果除了可以為房地產行業解困外,另一個重大作用就是可以顯著改善金融環境,降低金融風險,刺激資產市場。因為向房地產板塊大量注入資金的過程,就是避免資金在金融系統空轉的過程。過去一段時間,雖然央行也不斷降準、降息,放鬆銀根,可是在實體經濟層面並沒有感覺到資金寬鬆,增加的金融資源大量停留在金融系統內套利,並不願意進入風險較高的實體經濟中,致使央行寬鬆金融環境的努力作用有限。
而向房地產行業直接投入資金,這些資金就會經房地產上下游的債務鏈條進入實體經濟,其資金緊張狀況就會顯著緩解,金融風險將隨之降低。而且,按政府最近出台的政策,進入房地產行業的資金以長期和超長期資金為主,再經過貨幣乘數的擴張,等於政府向實體經濟注入了大量流動性,金融環境的改善必定會帶來資產市場的改善,對搞活資本市場有重大幫助。
內房脫困利復甦 港經濟望好轉
雖然國家金融支持過剩房產轉租賃房的大門已開,但在具體落實過程中,又可能遇到如何定價、戶型地點是否合適、由甚麼樣的主體來具體施行等問題,未必容易解決。如果僅打開大門而落地困難,政策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總而言之,目前的政策方向正確,落地效果尚待觀察,如能順利執行,應能對經濟和資本市場改善有重大裨益,不宜按舊經驗低估其潛在效果。對香港來說,內地和美國是影響香港這個小型開放經濟體的最大外因,現在香港正面臨內部產業復甦欠佳和外部壓力較大的內憂外患局面,如果內地房地產可以脫困、經濟復甦前景轉佳,無疑會對香港經濟好轉相當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