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深圳舉行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周年大會，國家領導人發表講話，其中提到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他說：“積極作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歷史機遇，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促進人員、貨物等各類要素高效便捷流動，提升市場一體化水準。”

無疑，深圳建特區四十年來取得的發展成績是巨大的，1980年，深圳特區誕生時的當年GDP約為2.7億元人民幣，到2019年，深圳的GDP達到了驚人的2.7萬億元人民幣，四十年間經濟規模增長了約1萬倍；與香港對比，香港1980年的GDP約為288.6億美元，按照當年的美元兌人民幣匯率1美元兌換1.49元人民幣計算，香港1980年的經濟規模大約是深圳的159倍，到2019年，香港的GDP約為3660.3億美元，按照平均匯率中間價1美元兌換6.8967人民幣計算，折合約2.5萬億人民幣，約為深圳經濟規模的92.6%。

長期以來，香港以其遠超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經濟體量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一直以大灣區的龍頭自居，然而，自2018年深圳經濟規模首度超越香港後，2019年已經再次超越並拉大差距，2020年香港受新冠疫情打擊嚴重而深圳已經從疫情中快速恢復，預計深港的經濟規模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如果未來香港不能急起直追，以目前深港兩地在增長速度上的差異，龜速增長的香港必定會被遠遠拋在後面，漸漸失去與深圳比較的資格。

日前林鄭特首在接受《深圳衛視》訪問時表示，不太介意被指深圳的GDP已經超過香港，因深圳人口、土地等各方面都比香港豐富，認為港深之間未必有直接競爭，但有時候在某些特定的工作、企業間或專業人士間的競爭是無可避免，甚至是健康的。

有些人因為香港經濟地位的相對下降，以及國家領導人指“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認為香港在大灣區的龍頭地位要讓給深圳，因而有些酸溜溜的感覺，其實大可不必。在我們看來，過去香港以大灣區的龍頭自居，在一定程度屬於自我膨脹，是一種長期優越地位帶來的過度自信，香港其實從來不具備擔當大灣區龍頭的實力。但現在，經濟規模被深圳超過並勢必要被越拋越遠，一些人開始喪失自信，認為大灣區龍頭要讓給深圳，香港只能當當配角，沒有多少前途，則又有些自我貶低，沒有看到香港其實還有其獨特優勢，只要破除思想上的框框，與大灣區加強合作，發揮香港優勢，香港其實大有前途。

從理論上講，香港要想成為大灣區龍頭，有且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中國經濟受西方經濟主導，而香港憑藉其與歐美經濟聯繫較緊密的特點，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言西方利益，進而主導大灣區經濟並成為區域龍頭，除此以外別無他法。但是，目前的情況顯然不是這樣，美國自特朗普政府發動中美貿易戰以來，在各個領域都推行與中國脫鉤，世界正在走向某種部分脫鉤的狀態。美國試圖拉攏盟友圍堵中國，重演全球冷戰。雖然中國堅持不打冷戰，繼續推動多邊合作，但是同樣越來越強調走自己的路、獨立自主，也就是說，中國不可能允許西方主導中國經濟，這條路走不通。

另一方面，自香港實行港區國安法以來，美國已經疏遠了與香港的各方面聯繫，7月14日，美國特朗普總統簽署行政命令，正式中止區別對待香港，終止香港特殊地位，不再在金融和文化等領域給予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待遇。很明顯，即使香港部分人還存有通過加強與歐美的聯繫而提升香港在大灣區影響力的想法，實際上也已不現實。

不考慮週邊環境，僅就產業優勢而言，香港在金融業和其他一些現代服務業領域，例如會計、法律、會展、研發等方面，在大灣區仍極具競爭力。作為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在金融基建、全球影響力、國際資本吸引力、廣泛的國際聯繫等方面，有相當雄厚的基礎，其他城市短期很難趕上；在會計、法律、會展等領域，香港也有十分深厚的積累，處於世界一流水準。

按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裡對香港的定位，香港要“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

也就是說，在中央眼裡，香港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航空、離岸人民幣、資產管理等領域仍處於大灣區的優勢地位，是香港可以大力發揮的強項。

對深圳而言，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創新，不僅僅有全球領先的科技創新，實際上深圳四十年的成長歷史，就是全面創新的歷史。深圳的任務就是要發揮作為經濟特區、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和國家創新型城市的引領作用，加快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城市，努力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

如果把深圳的特點濃縮到一個詞，就是‘創新’，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科技創新’；如果把香港特點同樣濃縮到一個詞，就是‘服務’，其中最有競爭力的部分就是以國際金融和各種專業服務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深圳和香港的優勢不同，其關係主要不是競爭關係，而是要發揮各自優勢，合作共贏。

實事求是地講，離開了實體經濟，香港所擅長的現代服務業，就會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會失去服務目標，走向自我迴圈的金融虛擬經濟炒作，製造巨大風險；而如果離開了‘現代服務’，深圳所擅長的‘科技創新’就會因為得不到優質、及時的服務而影響發展。雖然現代服務業同樣是深圳發展的重要內容，但就目前而言，深圳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水準與香港仍有一定差距。

香港的優勢在於有較為發達的現代服務業，但是僅有服務業，沒有足夠強大的實體經濟、科技創新，是無法帶動大灣區經濟發展的，所以，僅憑著香港過去的優越地位，想當然要成為
大灣區龍頭的人，明顯忽略了這一點；相比較而言，科技創新是最重要的發展動力，而深圳的優勢就是科技創新，因此深圳成為大灣區發展的重要引擎，實至名歸。
在科技創新方面，香港也不是毫無作為。香港有多間全球知名的大學，其科研力量在大灣區排在前列，將香港的優質科研資源與大灣區的創新文化、產業環境、優質工程師、完整產業鏈等優勢相結合，就可以產生巨大的化合作用，創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例如全球知名的大疆無人機、商湯科技等獨角獸企業，就是發源于香港大學的技術，在內地開花結果。

破除大灣區內各城市、各法律體系之間的障礙，讓人才、貨物和資金可以更自由、更少阻礙地流動，發揮各自城市的比較優勢，把大家的優勢結合起來，既是國家的號召，也可以產生足夠大的化學反應，帶動大灣區經濟再上新的臺階，將大灣區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香港的未來有賴於發揮自身優勢，與大灣區經濟深度融合。香港過去與歐美等國的經濟聯繫較為緊密，但是隨著歐美經濟持續放緩、逐漸失去動力，以及美國企圖抑制中國發展導致的中美關係日益惡化，歐美不再可能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足夠的動力，因此，與大灣區城市加強優勢互補、合作共贏，搭上中國快速發展的巨輪，是香港未來經濟重拾動力的唯一出路。

加強與大灣區城市的合作，除了加強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縮短人流物流的在途時間，消除制度、機制和法規上的障礙也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要破除思想上對歐美的依賴，打破迷信歐美的思想框框，從思想上重視與大灣區的合作，不是為了應付差事、做形象工程，而是要真抓實幹、積極推進。只有真正從思想上認識到融入大灣區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意義，才能利用好香港和大灣區各自的優勢，走出香港目前面對的困境。

語出自「孫子兵法」«軍形篇»，相關段落是：“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 ，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 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當前的中美之爭，雖然不是戰爭，卻是類似戰爭的全方位博弈，美國毫無疑問是實力較為強大的一方，中國則是相對弱小的一方。從2018年開始，試圖從根本上壓制中國發展的美國，從貿易打壓、限制，逐步發展到科技打壓、南海軍事挑釁、政治疏離、國際圍堵等方面，新冠疫情以來，又增加了向中國甩鍋的新戲碼，對中國的發展造成了一定困擾，對於這種嚴峻的局面，中國如何有效應對，來自2000多年前中國兵家聖典「孫子兵法」的古人智慧，可以帶給我們以有益的啟迪。

孫子的上述論述用白話翻譯就是：過去的善戰者，都是先令到自己沒有明顯漏洞、不被敵人戰勝，然後等待可以戰勝敵人的機會。查缺補漏、完善自己不被敵人戰勝，這是自己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戰勝敵人，就要等待敵人出現可乘之機。所以善戰的人，可以做到令自己不被敵人戰勝，不能使得敵人必定失敗。所以說：獲勝可以預知，但不可以強求。如果敵人一時不可戰勝，就先做好防守工作；如果敵人露出破綻、可以被戰勝，就要進攻。力量不足的時候，要取防守的策略，力量有餘的時候，要取進攻的策略。

按照孫子的智慧，面對實力強大的美國，作為較弱一方的中國，無疑應該取防守的策略，先令到自己處於‘不可勝’的狀態，以等待美國的‘可勝’之機。但是要想不被美國戰勝，首先又需要查漏補缺、盡力彌補自身的不足、減低漏洞的危害性，令到現存的漏洞或不足不會構成致命風險；之後，就要看美國是否會出現明顯的缺失，中國不能決定美國是否失敗，能夠決定美國命運的還是美國自己，中國只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只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令自己不失敗。

以貿易戰開始的中美全方位博弈，進行到現在，有些像一個對中國的壓力測試，令中國的弱點或不足全面暴露，大致而言，美國集中向中國進攻的幾個方面，大約就是中國還存在明顯弱點或不足的方面。

進出口貿易方面，中美博弈始於貿易摩擦，很顯然，出口貿易是美國認定的中國其中一個主要弱點。正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中美貿易戰開打之際所說：貿易戰很容易贏。起碼在當時，美國是相信一加關稅，中國的經濟就要受重創，然後中國就只有投降一條路了。

當然貿易戰打到現在，中國雖然對美出口有一定下降，但總出口並沒有受多大影響，且近幾個月已經恢復增長，說明美國在加征關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上判斷錯誤。不過，美國判斷錯誤並不能說明中國在進出口方面沒有弱點，首先，如果沒有弱點，美國恐怕不會選擇先拿進出口貿易開刀，美國之所以選擇向中國商品加征關稅，恰恰是因為中國對美出口比較多，對美國市場有一些依賴；其次，中國在全球出口份額持續上升，雖然說明中國產業鏈有較強的競爭力，但從另一個方面講，對其他國家的出口也有一定的壓制作用，使得有些感受到競爭壓力的國家對中國有些負面看法。

科技領域，美國從打擊中興通訊開始，打擊了很多中國的高科技公司，打擊得最努力的，首推華為。為了打擊華為，美國政府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限制美國企業與華為交易就不說了；動用加拿大的執法力量，以莫須有的罪名抓捕華為創辦人任正非的女兒孟晚舟，完全超出了普通中國人的想像；美國國務卿作為美國政府的重要官員，滿世界污蔑華為產品不安全，又拿不出證據，卻逼著盟友不能用華為的設備；看各種限制華為的措施難以有效，索性蠻橫規定哪怕只是用了美國的一顆螺絲，各國的企業要和華為做生意都要向美國政府申請，企圖陷華為於絕境。最近，美國還試圖對中國的互聯網企業施加打擊，用不知所謂的國家安全理由，限制TikTok在美國的運營、以及微信的使用，受影響的企業和個人正在和美國政府打官司，據說美國政府未來還想將打擊範圍擴展到阿裡巴巴。

在美國無底線的輪番打擊下，就目前的情況看，真正對中國企業造成較大影響的主要集中在晶片領域，其他方面，基本影響不大。

南海方面以及所謂的‘美印日澳’聯盟，南海方面目前中國與相關國家基本可以管控分歧，主要的不穩定熱點集中在臺灣周圍，美國為了給中國施壓，違背與中國建交時的承諾，試圖用提升與臺灣官方關係的手段向中國挑釁，中國則用提高軍事壓力來回應，局勢有一定危險性，但暫時不至失控。‘美印日澳’聯盟部分與利益有關，部分與意識形態有關，不易很快解決，中國只能守住國家利益的底線，慢慢等待形勢轉變。

美國其他方面的施壓，例如政治領域、輿論領域等，暫時只有騷擾作用，沒有多大實質影響；金融領域雖然有些手段可能對中國造成較大打擊，不過風險極高，可能造成全球金融市場的混亂，傷及美國自身，一般情況下美國也未必敢用。

從「孫子兵法」面對優勢對手採取守勢，查缺補漏、彌補不足，先為不可勝的思路看，貿易領域中國應該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減少對國際出口市場的依賴，從追求出口創匯改為追求平衡貿易，以儘量減低外界變化對中國經濟帶來的衝擊；科技領域中國必須要大力發展關鍵技術的自主可控，以避免類似晶片被美國卡脖子的情況；其他方面則也要守住國家利益的底線。簡而言之，中國的應對策略就是要走向主要依靠自己、依靠國內市場，才能不給對手可乘之機。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牢牢把握國內大循環這個“主體”，以我為主，同時更好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不斷培育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很明顯，政治局的決定與「孫子兵法」面對優勢對手時的思路相當一致。

另一方面，作為博弈中優勢一方的美國，其前景並不明朗。美國用盡全力從各方面打擊中國，到現在為止有效的手段已基本用盡，沒使用的手段中很多都有較大的負作用，利弊並不容易判斷；更麻煩的是，新冠疫情和美國‘BLM（黑命貴）’運動後，美國的社會矛盾空前尖銳，特朗普總統各種激化矛盾的政策帶來社會廣泛的混亂，即使其競選連任失敗，拜登上臺，美國的社會撕裂也難以彌合。加上為了應付新冠疫情帶來的衝擊，美國政府大開印鈔機，美國財政赤字迅速擴大，大量債務帶來的壓力也不易應付。

而且根據現在的情況，特朗普總統有很大的可能將會敗選，預計他也有很大的可能會以郵寄選票帶來欺詐的理由或者別的理由不接受選舉結果，一旦這種情況發生，美國社會可能產生根本性的分裂和混亂，影響美國社會穩定和政府的執政能力。即使在小概率情況下特朗普總統敗選後接受失敗，和平移交權力給拜登，拜登在向中國商品加征關稅方面也和特朗普的政策方向相反，特朗普發動的關稅戰和科技戰等恐怕都將難以為繼。

此次美國大選有較大的可能會成為中美博弈中的一個標誌性轉捩點，美國現行對中國的全面施壓政策屆時可能出現較大改變，美國內部的矛盾也可能進一步激化，迫使美國政府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內部，用來解決內部矛盾，中美博弈的天平有可能會向對中國有利的方向傾斜。

國家統計局發佈的9月中國採購經理指數製造業為51.5%，較上月提升0.5個百分點，服務業為55.9%，較上月提升0.7個百分點，說明中國經濟的恢復堅實有力，完全可以做到維持內部穩定、不給對手以可乘之機。

從策略上講，只要中國扎扎實實抓好國內大循環，就基本立於了不敗之地；而美國能否維持全球獨大，同樣取決於美國能否解決好其日益激化的內部矛盾。

美國股市乃至全球資本市場所面臨的首要風險，就是如果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承認選舉失敗並出茅招挽救危局，將造成美國政治的不穩定，進而對股市造成負面影響。最近出現特朗普感染新冠肺炎的新情況，美國總統大選出現混亂的可能性無疑較前更為上升。由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公開承諾無論勝敗都將接受選舉結果，因此從雙方的表態看，如果特朗普勝出大選，拜登陣營將會接受結果，不會有意鬧事，反而有利於政治穩定。

特朗普感染新冠肺炎這隻肥壯的黑天鵝突然出現，為本已夠亂的美國大選前形勢，再添新的巨大不明朗。按照特朗普之前的口風，他已經多次發表郵寄選票會被操縱，選舉結果要最高法院裁定等言論，為選舉結果對他不利時發起爭端埋下伏筆。

特朗普在之前被問到如果在11月的大選中敗給拜登，能否承諾和平移交權力時回答：「我們要看看發生什麼再作決定。」也就是說，特朗普拒絕承諾選舉落敗時和平移交權力，希望保留不承認選舉結果與和平移交權力的選項。現在的實際情況是，他確實感染了新冠肺炎，從他一直以來的表態推斷，他可能可以找到理由不接受選舉結果並和平移交權力。

特朗普勝出機會不大

從目前的形勢和民調看，特朗普勝出大選的可能性很低。事實上，根據最新的路透/益普索民調顯示，在特朗普新冠肺炎檢測呈陽性後，拜登較特朗普的支持率領先優勢擴大至1個月來最高，65%的受訪美國人認為，如果特朗普更認真對待疫情，他可以不被感染。

有些人認為此次特朗普感染新冠肺炎可能會凝聚團結、提高其支持率，有利於其在大選中勝出。在我們看來，這種想法有些一廂情願了。雖然過去有不少領導人遇到危機反而提升其支持率，但這一次恐怕有些不一樣。根據最近的調查，美國的選民大約97%已經確定了投票意向，即使特朗普感染新冠肺炎可以爭取到剩下3%中的大部分支持，但杯水車薪，對選情幫助不大。

由於特朗普一向輕視疫情的危害性，現在他被感染，實際證明了他一向輕視疫情的觀點可能是錯誤的，如果大多數選民相信特朗普在防控疫情方面犯了錯，照理對他的支持率未必有好處，因此，僅憑過去出現危機往往有利於領導人支持率的老經驗，就輕易認為特朗普支持率將會上升的觀點，很可能經不起實際的考驗。

看起來，特朗普感染新冠肺炎這件事，並沒有改變他競選形勢不利的局面，但是為大選前後的美國政治局勢增加了更多變數，令形勢變得更加混亂，不易看清。對資本市場而言，目前的展望相當不穩定，宜謹慎小心。

10月2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宣佈他和太太梅拉妮婭確診感染新冠肺炎：“梅拉妮婭和我新冠感染測試陽性，我們將立即開始隔離和恢復過程。我們將一起度過這個難關。”，總統感染病毒這隻肥壯的黑天鵝突然出現，為本已夠亂的美國大選前形勢，再添新的巨大不明朗。

按照特朗普之前的口風，他已經多次發表郵寄選票會被操縱，選舉結果要最高法院裁定等言論，為選舉結果對他不利時發起爭端埋下伏筆，現在他感染新冠病毒這個黑天鵝事件一出，由於在隔離期間無法出外拉票、參加辯論、進行競選活動等，一旦選舉失利，特朗普就有更多的理由可以宣稱選舉不公。

特朗普在之前被問到如果在11月的大選中敗給民主黨人拜登，能否承諾和平移交權力時回答：“我們要看看發生什麼再作決定。”也就是說，特朗普拒絕承諾選舉落敗時和平移交權力，希望保留不承認選舉結果與和平移交權力的選項。現在的實際情況是，他確實感染了新冠病毒，其後續競選活動也有很大可能會受影響，從他一直以來的表態推斷，他可能可以找到理由不接受選舉結果並和平移交權力。

我們在上篇博文「美國大選前瞻及股市影響」裡曾經指出，美國股市乃至全球資本市場所面臨的首要風險就是如果特朗普不承認選舉失敗並出茅招挽救危局，將造成美國政治的不穩定，進而對股市造成負面影響。現在又出現了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的新情況，美國大選出現混亂的可能性無疑較前更為上升。

從特朗普病情變化的可能性分析，無非存在以下幾種情況：

情景一，特朗普在未來一兩周內很快康復，雖然其競選活動受到一定負面影響，但選舉大緻可以正常舉行；

情景二，特朗普的病情較為嚴重，無法很快康復，但尚能執掌權力。這種情況下，候選人無需更換，特朗普仍能按原計劃參選，但後續的的競選活動受到較大的負面衝擊，大選的變數顯著上升；

情景三，特朗普的病情十分嚴重，無法繼續執掌權力，權力將轉移給副總統，共和黨需要產生新的總統參選人。這種情況下，大選能否如期順利舉行有一定變數。

從幾種可能的結果來看，情景一對大選的影響最小，大選基本可以如期舉行，但政治上的不確定性仍將上升；情景二雖然大選還能勉強按預定時間舉行，但潛在的衝突觸發點顯著增加，未來出現一定程度政治亂局的可能性不小；情景三將帶來一個未見先例的新情況，由於牽涉到的利益相關方眾多，他們政治利益又存在廣泛的分歧和對立，引發新的政治衝突的可能性極高。

由於拜登公開承諾無論勝敗都將接受選舉結果，因此從雙方的表態看，如果特朗普勝出大選，拜登陣營將會接受結果，不會有意鬧事，反而有利於政治穩定。但是，從目前的形勢和民調看，特朗普勝出大選的可能性很低，我們在之前的博文「美國大選前瞻及股市影響」裡，討論過大選的前景，最後的結論是特朗普大概率會輸，而且特朗普也有較大的可能未必接受選舉結果，造成政治上的混亂。

有些人認為此次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可能會凝聚團結、提高其支持率，有利於其在大選中勝出，在我們看來，這種想法有些一廂情願了，雖然過去有不少領導人遇到危機反而提升其支持率的先例，但這一次恐怕有些不一樣，根據最近的調查，美國的選民大約97%已經確定了投票意向，即使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可以爭取到剩下3%中的大部分支持，但杯水車薪，對選情幫助不大。

而且，由於特朗普一向輕視新冠疫情的危害性，現在他被感染，實際證明了他一向輕視新冠疫情的觀點可能是錯誤的，如果大多數選民相信特朗普在防控新冠疫情方面犯了錯，照理對他的支持率未必有好處，因此，僅憑過去出現危機往往有利於領導人支持率的老經驗，就輕易認為特朗普支持率將會上升的觀點，很可能經不起實際的考驗。事實上，根據最新的路透/益普索民調顯示，在特朗普檢測呈陽性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較特朗普的支持率領先優勢擴大至1個月來最大，65%的受訪美國人認為如果特朗普更認真對待疫情，他原本可以不被感染的。

看起來，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這件事，並沒有改變他競選形勢不利的局面，但是為大選前後的美國政治局勢增加了更多變數，令形勢變得更加混亂、不易看清。對資本市場而言，目前的展望相當不穩定，宜謹慎小心、不宜過度進取。

再有大約1個月，就是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了，本次大選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劍拔弩張、對立氣氛濃厚，其結果有可能對未來的美國政治和經濟局勢有較大的影響，需要認真留意。

根據路透社所做的最新民調，在全國範圍內，拜登仍領先特朗普8個百分點。但在6個人口眾多的搖擺州，民調顯示，兩人在佛羅裏達州、北卡羅來納州勢均力敵；拜登在亞利桑那、賓州、威斯康辛與密西根分別領先川普領先1個、3個、5個與5個百分點。由於兩人的支持率都在誤差範圍內，意味無一人取得明確領先優勢。

據此，有相當多人相信今年大選很可能重演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意外結果，即拜登可能會如當年希拉蕊一般，在總得票數上取得優勢，但在選舉人票上敗給特朗普，讓特朗普得以再坐多四年白宮寶座。

那麼，本次大選選情真的會往2016年方向演變嗎？在我們看來，這個可能性雖然不能完全排除，但實際並不大。這一次，恐怕特朗普要輸。

要理解為什麼這一次特朗普可能會輸，就先要搞清楚上一次特朗普為什麼會贏，他勝選的關鍵在哪裡。

2016年大選，希拉蕊在民調中一直領先，即使到投票前，據紐約時報/CBS News的民調顯示，雖然二人的差距大幅收窄，但希拉蕊仍領先特朗普3個百分點。最後投票的結果顯示，希拉蕊總得票數超過特朗普約286萬票，領先特朗普約2.1個百分點，與民調相差不遠。

不過，希拉蕊雖然在總得票數上領先，但在得票差距不足1%的4個州份，卻輸了3個；在得票差距低於10%的州份，希拉蕊也輸了一大半。所以，如果簡單從結果上看，特朗普勝選的關鍵是贏了大部分兩人得票差距不大的州。

如果再深入一層，具體什麼人在支持特朗普，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又有些什麼特點呢？根據上次大選的調查可知，如果以種族區分，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白人，而且其在白人中的支持率相當穩定、基本不受新聞事件影響；以年紀區分，其支持優勢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以教育水準區分，其支持優勢是高中以下學歷，以及一些接受過部分高等教育者；以收入水準區分，其支持優勢是略高於低收入群體的中產階級，但在中上收入群體，特朗普也有相當的支持。

總結一下可以看出，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具有：男性、年長、白人、中低收入、有點學歷但學歷偏低的特點，由於新聞事件（例如特朗普的性醜聞、通俄門等事件）對這些人影響不大，可以認為這些人屬於特朗普的鐵票，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由於特朗普較為極端的特點，他並不容易爭取其鐵票以外人群的支持。相比較而言，上屆選舉希拉蕊在黑人、少數族裔、低收入人群和高學歷者中有明顯優勢。

在特朗普執政的4年，前半個任期經濟和股市的表現都不錯，但今年年初以來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卻對美國造成重大衝擊，特朗普政府領導防疫荒腔走闆，疫情失控已造成超過20萬人死亡和超過700萬人感染，成為全球抗疫倒數第一；另一方面，由於黑人被員警跪殺引發的‘黑命貴（BLM）’運動，造成社會進一步廣泛撕裂，至今無法平息。疫情和黑人被跪殺事件引發的直接後果是：黑人、少數族裔、年輕人與特朗普政府嚴重對立，就連上次大選普遍支持特朗普的華裔美國人，這次也出現了大量轉向的苗頭。

根據哈佛大學的最新調查，2020年美國大選的年輕人投票率將比2016年大幅增加，63%的年輕人將會投票，遠超2016年的調查水準（47%）。而CNBC報導，有71%的大學生計畫在本次大選投票，驗證了年輕人投票率上升的趨勢。與此同時，多項民調顯示，年輕選民最重視的問題，主要包括疫情控制、種族關係和氣候變化，明顯對特朗普不利。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資料，就在2020年，千禧一代占合格選民的27%，而90年代占10%，這意味著在今年的大選中，年輕人占合格選民的三分之一以上，足以影響選情。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知道，特朗普的支持者具有較為堅定、不易受外界影響的優點，且投票率較高，換句話說，就意味著特朗普的得票不容易隨著總投票人數的增長或下降而變動，這些鐵票基本每次選舉都會出來，但數量不易擴大。本次大選值得留意的新特點可能是，有大量反特朗普的年輕人積極參加投票，選情的變數在相當程度上可能與他們有關。

對拜登而言，較高的民調支持率說明其潛在的支持者眾，隻要投票率高，可以將潛在得票轉化為實際的得票，形勢就對拜登有利。事實上，2016年美國大選投票率僅55.7%，處於近二十年大選投票率的底部附近，也間接支持投票率低對特朗普有利的看法。

從常識判斷，激烈的社會矛盾通常會推升投票率，讓沉默的多數積極出來表達意見。新冠疫情和黑命貴運動很明顯都會大大激化社會矛盾，逼迫更多的人出來表達意見，哈佛大學和CNBC有關年輕人投票率大升的報導，也有力地支援了這個判斷。

另據美國人口普查局也發表的有關2018年中期選舉的統計報告，根據統計，2018年中期選舉的投票率為53.4%，比2014年提高11.5%，是40年來中期選舉投票率最高的一次；而在踴躍投票者中，18至29歲年齡組的投票比率上升最大，從2014年的20%提高到36%，幾乎上升了五分之四。從中期選舉表現出的勢頭看，2020年美國大選的投票率可能遠高於上屆大選。

如果本屆選舉投票率上升，特別是明顯反特朗普的年輕人投票率大升，加上黑人、少數族裔等積極投票，結果大概率對拜登有利，對特朗普不利。

還有些人認為特朗普和拜登比起來，顯得明顯要精明強幹一些，因此特朗普會贏。不過實際上，特朗普的所謂精明強幹經常表現出處處點火、胡幹亂戰、隻管開頭不管結尾的特點，讓大家心裡不踏實，不一定比拜登的中規中矩、可預測性高強。另據調查，大約57%的人表示支持拜登隻是因為反對特朗普，並不是因為更支援拜登，對他們而言，隻要不是特朗普就行了，其他因素並不重要。

如果拜登勝選、特朗普失敗，對資本市場而言意味著什麼？我們認為，這個選舉結果可能會帶來以下結果：

首先，特朗普已經多次放風說郵寄選票會被操縱，選舉結果要上最高法院等不願承認失敗的說法，因此以特朗普一貫蔑視規則的特點，他很有可能不承認失敗，導緻總統權力未必可以順利移交，造成政治上的不穩定，進而對股市造成負面影響；

其次，拜登有較大可能改變特朗普的減稅政策，轉而加稅。加稅將對企業盈利造成負面影響，對股市不利；

第三，民主黨傾向推動大規模刺激經濟政策，對週期性企業有利，美聯儲也可能進一步放鬆銀根予以配合，對美元匯價不利。

簡單總結就是，大選可能會帶來美國政治上的不穩定，影響股市。如果拜登成功掌握權力，其政策對股市利弊參半，但對美元匯價較為不利。

另一個小概率事件就是特朗普勝選，預計其將會延續現行政策，不過由於美股的估值較高，經濟復蘇仍有不確定性，特朗普勝選後未必積極推動股市上升，美股出現一定回檔的可能性不小。

美國次國務卿克拉奇9月17日起訪問臺灣，19日離開，是中美建交以來美國訪問臺灣的最高級別行政官員。由於中美建交時美方承諾不與臺灣發生官方關係，因此克拉奇訪台明顯違背了建交承諾，挑戰了一個中國的紅線。

對於美台這種合謀挑戰中國底線的做法，中國以實戰化軍演來應對。9月18日，解放軍18架戰機在臺灣海峽演習，並越過台海中線；9月19日，解放軍19架戰機參與演習，增加了一架戰機，同樣越過台海中線。從解放軍的反應看，逐漸增大壓力的跡象較為明顯。

8月上旬，美國以抗疫合作的名義，派遣衛生部長阿紮爾率團訪問臺灣。時隔一個多月，又派遣層級更高的次國務卿訪台，‘賊佬試沙煲’式的摸底試探、挑戰底線意圖明顯，如果中國沒有有力的反制措施，很可能美國下次還會照辦煮碗，繼續提升訪台官員的層次。

以解放軍近期的應對來看，對待美台這種‘小刀切香腸’、小步前進的策略，解放軍的反制策略可能是漸次提高對臺灣的軍事壓力，以小步對小步，以壓力對挑戰。美台在挑戰一個中國底線的方向每前進一步，解放軍對台的軍事壓力也就對應升高一分，所以，如果美國不停止當前這種逐步提高訪台官員層級的做法，台海局勢的進一步緊張就難以避免。

從表面跡象看，解放軍這種漸次提高對台軍事壓力的反制策略，似乎也產生了一些效果，按照之前的新聞報導，克拉奇原本訪台的主要議題是參加雙方的「經濟與商業對話」，順便出席李登輝的追思告別禮拜，不過到訪問結束，據新聞報導，克拉奇在台似乎十分低調，只是與臺灣的主要官員有一些私下會晤，沒有參加之前所說的「經濟與商業對話」，訪問主題變成了參加李登輝的追思告別禮拜為主，官方活動的味道明顯變淡。

從這一輪中美台的互動來看，美台試圖進一步提升關係，挑戰一個中國底線的意圖是確鑿無疑的，但是在具體策略上有一定靈活性，譬如克拉奇訪台活動重點的改變，就顯示了這種靈活性；而中國對美台圖謀的反對，在態度上是明確和堅定的，但在具體應對上，同樣有一定靈活性，戰機越過台海中線就是明確的施壓，演習第二天參與的戰機數增加一架，將壓力溫和調升，同樣是留有餘地的做法。

大致而言，目前中美雙方在台海的博弈都顯示了一定的靈活性，換句話說，雙方看似都不希望關係完全破裂，暫時雙方發生迎頭相撞式的攤牌對決的機會不大。不過，由於美國利用臺灣打壓中國的企圖不會停止，未來這種美台試探底線、大陸反制的遊戲大概率還將繼續，短期而言，台海局勢很難會風平浪靜，但是，基於雙方都有所克制，觸發大規模危機的機會也較為有限。

9月18日，美國商務部宣佈，從9月20日起，針對微信和TikTok的禁令將生效，微信和TikTok將被從美國應用程式商店中除名。另據9月20日的最新消息，特朗普表示，批准軟體發展商甲骨文、零售商沃爾瑪與中國應用程式TikTok的交易，新公司完全由甲骨文及沃爾瑪控制，總部將設於得州，為美國創造2萬5千個職位。特朗普說，從概念上批准有關交易，並給予祝福，重申交易的安全性將達到百分百。美國財政部表示，甲骨文將負責保護美國使用者資料的安全。美國商務部就宣佈，將原定星期日起，移除TikTok下載程式的限期，推遲一星期，到本月27日。

由於中國政府決定對要對TikTok的人工智慧演算法出口進行審批，目前的交易已經不包括TioTok出售技術和核心演算法，對TikTok而言，這是一個好消息，公司的核心技術得以保全。

另據最新消息，特朗普禁止微信的努力也遇到挫折，美國法官就針對微信的禁令，頒佈臨時禁制令，阻止商務部要求蘋果及穀歌商店下架微信應用程式的命令。

從次國務卿訪台到禁止中國的應用軟體，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施壓動作不斷，由於對華強硬已經是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主流共識，預計為了提升其選舉支持，特朗普在大選前可能還會不斷有新的對華施壓政策出臺，中國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較高。

對投資者而言，考慮到大選前中美博弈有加劇的可能，股市的展望較為不明朗，估計港股走勢短期難有大的起色，宜小心觀察。

目前市場的焦點正慢慢移向美國大選，預計此次大選有可能對未來的政經形勢有深遠影響，我們下次討論。

臺灣經濟部長王美花9月2日披露，美國和臺灣將舉辦一場「經濟與商業對話」，可能邀請美國國務院次卿克拉奇（Keith Krach），對方也有意率團訪台。9月10日有媒體爆料，克拉奇存取時間定在17日至19日期間，王美花則回應，議程、形式、舉行時間等所有細節都還在洽談中，目前尚未確定。

克拉奇在美國國務院地位僅次於國務卿蓬配奧和副國務卿，是美國國務院第三號人物，身份十分敏感。

如果說上個月（8月9日）美國衛生部長阿紮爾率團訪問臺灣，還有些灰色空間，阿紮爾是一個主管公共衛生的技術性官員，雖然也算行政官員的一員，但政治色彩畢竟沒有那麼濃。而且還戴了頂‘防疫優先’，不能‘讓政治淩駕健康’之上的大帽子，勉強也算有個理由。

不過如果克拉奇訪問臺灣，就完全沒有任何的模糊空間了，就是一次現任美國高級行政官員對臺灣的正式訪問，完全違背了中美建交公報中，美國不得再與臺灣發生官方關係的承諾。

形象地講，臺灣問題就是中美之間的潘朵拉盒子，輕易不能打開，一旦打開，很可能爆發災難。中國歷屆政府也反復表明中國對待臺灣問題的態度，臺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將盡自己的一切力量維護這個核心利益，如果美國和臺灣敢於挑戰中國的底線，必定要承擔嚴重的後果。

由於截至本文完成時克拉奇訪問臺灣尚未確定，形勢如何發展還有一些不確定性，不過，有一點可以斷定，如果身為美國高級官員的克拉奇訪台真的能夠成行，台海局勢必將有大變，金融市場也必定會遇到衝擊。

克拉奇如果成行台海局勢必有大變

我們之前總結美國對中國的施壓，總體而言呈現出對經濟實際影響趨降、對港股的負面衝擊減低的特點，現在看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如果美國完全不顧後果，強行挑戰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核心利益，有可能造成台海局勢失控發展，帶來嚴重後果。

從目前相關各方的表現來推測，美國似乎有玩火的想法，試圖在臺灣問題上挑戰中國利益，給中國施加壓力。衛生部長訪台可能是一個精心選擇的嘗試，用一個身份不那麼敏感的官員來投石問路，測試中國底線。中國雖然用堅決反對、以及在台海加強軍事活動和演習來應對，但看來美國和臺灣還想用小刀切香腸的方式繼續慢慢向前推進，正在洽商中的次國務卿訪台，就是另一次升級測試，如果他們認為後果可以承受，不排除會沿用這個策略將臺灣問題逐次升級，挑戰一個中國的底線。

臺灣方面的想法一向是挾美自重，希望依靠美國抗衡大陸壓力，特別是現在執政的民進黨當局，是一個台獨傾向明顯的黨，當今臺灣領導人自當選以來，一直在各方面有意無意推動去中國化。對臺灣當局而言，美國的支持是他們的精神支柱，加強與美國的聯繫，提高與美國交往的層級，一直是臺灣當局的願望。

對中國大陸來說，對臺灣的國策一直是力爭和平統一，但不排除武統。如果臺灣不在台獨的路上越走越遠，臺灣問題對中國大陸而言，並不具有十分的急迫性。換句話說，如果臺灣或者美國，不去主動挑戰一個中國的底線，台海局勢應可保持平穩；如果臺灣和美國打錯算盤，試圖挑戰一個中國的底線，做出破壞一個中國原則的實質性舉措，台海局勢就蘊藏很大的風險。

當然，對美國和臺灣來講，都不希望台海局勢失控。美國的主要目的是給中國施加壓力，並不是為了支持民進黨當局，但如果台海局勢失控，美國就有可能要付出重大代價，並不符合美國利益；民進黨當局的主要目的是借美國力量壓制中國大陸，當其做出一些實質上挑戰一個中國底線行為的時候，希望美國能保護他們免受中國大陸力量的反擊，所以，民進黨當局同樣不希望局勢失控，要面對意想不到的後果。

不過，雖然臺灣、美國和中國大陸都不希望見到台海局勢失控，但美國為了壓制中國打臺灣牌，民進黨當局為了實現其台獨理念而迎合美國，卻有可能將局勢一步步推向失控邊緣，釀成相關各方誰都不想見到、卻又難以避免的重大風險。

所以，即使此次美國次國務卿訪台未能成行，台海風險沒有爆發，但這件事醞釀的本身就說明臺灣和特朗普政府雙方已經有挑戰大陸底線的想法，只要他們不放棄這個想法，在這方面繼續嘗試，台海危機恐怕很難避免。或者說，只要特朗普選擇在大選前繼續毫無節制地打臺灣牌以提振選情，起碼在美國大選前，台海局勢有機會出現高度緊張。

倘台海局勢失控美國或付重大代價

另一個困擾股市的不確定性是美國的新一輪刺激經濟計畫。9月10日，美國參議院未能通過共和黨“瘦身版”的經濟方案，該“瘦身版”方案規模僅為5000億美元，較此前1萬億美元的規模減半，也遠遠低於民主黨此前提出的2.2萬億美元的要求。該項新刺激計劃中包括將之前的每週600美元(已於7月31日到期)的失業救濟金下調至300美元、對小企業的新的商業貸款計劃、對學校方面和新冠疫苗檢測的資金支持等內容。

對於新一輪刺激經濟方案，目前看來兩黨是各有盤算，對於共和黨來說，方案非常明確，就是少給救濟金，這樣失業者就活不下去，活不下去就必須找工作，就業率就會提升，然後經濟就恢復了；對於民主黨來說，作為在野黨，大撒金錢，爭取各種階層的好感，又不用顧慮政府的財政平衡，自然希望擴大救助方案。短期來看，兩黨的差距較大，未必可以很快就刺激方案達成一致。

不過，以特朗普將股市表現視作選舉指標的特性，如果大選前美國經濟出現較嚴重的下滑、股市大幅下跌，特朗普政府就有可能改弦更張，與民主黨妥協，達成新的刺激方案。

總體而言，美國的新一輪經濟刺激方案能否通過，不至於對股市構成嚴重威脅。但台海局勢潛藏高度不確定性，一旦引爆，局面就不是一方可以控制，存在較大風險。

近期香港的一個熱門話題是目前香港的政治體制究竟是「三權分立」還是「行政主導」，在很多人眼裡，這個話題有點無聊，體制隻有一個，不管是叫它張三還是李四，名字不同，內容卻不會變，爭論它叫什麼，有意義嗎？

由於這個表面上有點無聊的爭論，實質上可能隱藏著對香港的社會秩序和營商環境的深遠影響，有必要進行討論、加以澄清。

主張香港是「行政主導」和主張香港是「三權分立」的人，他們究竟在爭什麼？雖然已經有很多人從法律上和學術上闡述了二者之間的不同，不過，對普通市民而言，還是有些霧裡看花、不夠直接、清晰。在我們看來，拋開所有的表面理由，雙方爭議的核心其實隻有一點：就是香港的司法權力究竟要不要受限制。

主張香港是「三權分立」的人，其實是在主張香港的司法權力不應受限制，法官就是香港所有是非的最後裁決者；而主張香港是「行政主導」的人，實際上在主張司法權力一定程度應該受制於行政權和更高級的權力，不能獨大。換言之，主張「三權分立」不過是有些人追求不受限制權力的包裝，與其本身是否準確描述了香港實際關係不大，有心人不過是撿了個似是而非的幌子，用這個西方社會的流行概念來吸引支持者，以達至其可以向特區和中央政府爭取無限權力的目的而已。

雖然在爭論時很多人有意無意把爭議的目標引向了司法是否獨立的方向，但實際上，無限權力和司法獨立本身完全是兩回事。無限權力代表掌握它的人可以為所欲為，即使做了錯誤的事情，也不能有人質疑，掌握權力者已經把自己擡高到了不容置疑的上帝位置；而司法獨立僅僅是指司法在審判時獨立行使審判權力，其他人不得幹預，以便審判可以得到公正的結果，並不是說司法的權力不能受到監督和約束。所以，很多人在把爭議引向司法獨立時，其目的並不是真的在意審判時是否應該不受幹擾，他們其實是在用司法獨立的擋箭牌，來遮罩對司法權力的任何監督和限制。

拋開理論，僅僅從一個普通人常識的角度來看，司法權力應不應該受到限制呢？無疑是應該的。道理很簡單，法官是人不是神，法官也有自己的立場和偏好，也會出於各種考慮和理由，做出不符合社會利益的判決。如果法官的判決令公眾利益、社會利益受損，而政府或其他權力沒有能力對其加以限制，其結果必將會導緻社會是非觀念、價值體系和社會秩序的混亂。

從另一個角度看，香港社會絕大多數人都認同應當對公權力予以監督和制衡，以免公權力失控，對社會利益造成損害。如果行政和立法都要接受社會的監督，為什麼同為公權力一部分的司法又可以免於被監督呢？難道法官與其他公務人員相比要特別高尚一些？道德完美無暇？永遠不會發生錯誤？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法官也是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會犯錯誤，既然這樣，為什麼獨獨法官或者司法可以堂而皇之要求不被監督的權力呢？

社會上有些聲音反對對司法、對法官發表不同意見，並把這些意見叫做幹預司法，其實又是在偷換概念，在審判過程中社會應該儘量減少發表意見，以免影響法官審判的獨立性、公正性，這是對的。但這並不是說社會對法官審判的結果不能置疑，即使審判錯誤也隻能照單全收、無奈啞忍，事實上，要求不得對司法發表意見的聲音很明顯與公權力應該受到監督的理念是不相吻合的。

如果說存在不同意見有機會削弱司法的權威，那麼請問，錯誤的判決就不會影響司法權威嗎？恐怕其負面影響更大；另一方面，如果社會可以接受對行政立法官員的不同意見，不介意影響他們的權威，為什麼獨獨要介意影響司法的權威呢？邏輯上完全無法自洽。

所以，從常識角度看，司法權力是應該受到監督和約束的，司法權力也沒有道理可以高人一等，有超越監督和制約的理由。用「三權分立」做幌子，試圖使司法權力不受限制是不對的，其結果隻會對少部分人和一小撮利益相關方有利。

另外從理論上看，說香港是「三權分立」確實有問題，不說在現行制度設計上，行政長官是特區首長而不僅僅是行政機關的首長，代表特區面對中央，其身份高於司法和立法。單說香港作為中央政府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三權分立」。因為作為特別行政區，香港擁有的全部權力都來自人大通過基本法的授權，香港的司法權、終審權同樣來自人大授予。一個最簡單的理解就是，既然是授權，那就不是固有權力，授權者可以授予，也可以撤銷授予，也就是說，香港的司法權、終審權一定會受制於人大權力，根本不可能獨立出來，這和西方的「三權分立」有本質的不同。

西方的「三權分立」就其本質而言，是透過憲法規定的分權制，司法的權力來自於憲法，隻要憲法在，司法的權力就在，並不會受制於其他權力，其他權力也無法剝奪司法的固有權力。但在香港，司法權力的獲得是通過人大制定的基本法授予，並不固有，隨時可以被改變，因此，不符合西方「三權分立」的定義。

關於香港司法權力的獨大，過去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了一些混亂，有些人借「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自我擴權，抗拒社會監督、抗拒中央權力，帶來了一些不良後果。香港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列顯倫9月3日刊登文章指，法院持續地讓公共利益屈從於個人權利的主張，給那些走上街頭暴力抗議的人一種「個人主權」感覺，形容法院在過去一年裡幫助創造了導緻街頭混亂的社會環境。他還特別舉例批評高等法院法官在「禁蒙面法」案中，通過決定香港憲制秩序，「把自己擡高到了全國人大的位置」。

所以，「三權分立」還是「行政主導」這個看似關於政治體制的觀點之爭，其背後其實是赤裸裸的權力之爭，隻不過，主張香港是「三權分立」的觀點以及由此演變出的司法不受監督和制約，既不符合實際，也對香港社會有害。

7月中以來，港股大緻陷於24500左右至25500左右的大約1000點範圍震盪，不過，隨著各種影響港股因素的逐漸明朗，港股近期有可能向上突破。

第一個利好因素：中國經濟快速恢復的確定性越來越強。

國家統計局最近發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效益資料，7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5895.1億元，同比增長19.6%，增速比6月份加快8.1個百分點，連續3個月同比增長，且增速逐月加快。

另一個投資者普遍關注的採購經理指數（PMI），從3月進入50%以上的擴張區以來，至7月已經連續5個月保持在擴張區，7月資料雖未再創新高，但也僅比6月新高低0.1個百分點，說明反彈的力度較為持續和強勁。

由於中美關係近期較為緊張，雖然中國經濟3月以來資料就開始好轉，但仍有不少投資者擔心經濟好轉的勢頭能否持續，7月工業利潤加快增長很好地說明了中美關係緊張對企業的盈利負面影響完全可控，增強了投資者對於中國經濟持續恢復的信心。

第二個利好因素：美國的打壓效果逐漸淡化。

7月以來，美國在向中國施壓方面採取了很多措施，例如派航母來中國南海演習、關閉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發表新鐵幕演說、封殺華為等許多中國公司、強迫出售TikTok、制裁11名中港官員、制裁與南海基建有關的24家中國企業，更荒唐的是美國國防部用‘由解放軍擁有或控制’的理由，要制裁多11家中國企業。

不過，儘管美國的動作很多，但觀察7月以來的恒生指數走勢可以看到，港股在7月初沖高後持續走低，顯示壓力較大；但進入8月之後，市場的抗壓力明顯增強，美國在8月的施壓，基本沒有造成港股的持續下跌，港股在整個8月大緻維持震盪向上的走勢，從大約24500點左右的低位升到25500點左右的高位。

港股在美國諸多制裁下逆勢走強，說明美國制裁對市場的負面影響下降。

第三個利好因素：外資持續流入。

自7月1日至8月28日，外資共計流入香港614.27億港元（金管局共16度入市承接美元沽盤，共買入美元79.259億），證明美國的施壓不僅沒有造成外資的大舉流出，反而有大量資金流入香港。

當然，外資流入的原因可能與大型科技股例如螞蟻集團等即將在香港上市有關，但不論如何，資金大量流入香港的客觀事實說明香港金融市場對國際資金的吸引力仍然強大。

第四個利好因素：美聯儲採用平均通脹目標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8月27日宣佈對長期目標和貨幣政策策略聲明進行更新，將尋求實現2%的平均通脹率長期目標。

拋開學術性的詞語修飾，簡而言之美聯儲這個新策略的意思就是，以後計算通脹目標不能隻看當前的實際通脹資料，而要將過去一段時間的通脹率放進來加總再平均計算，如果過去通脹率長期低於2%，那麼要想得到平均2%的目標通脹率，就必須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允許通脹率高於2%。

從實際效果看，如果說過去通脹率達到2%就有可能導緻美聯儲加息，那麼現在通脹高於2%都不必擔心了，因為過去通脹率長期低於2%的現實，必然導緻必須較長時間的高通脹率才能將平均通脹率拉上來的結果。

對港股而言，這個美聯儲的新策略將帶來兩個後果，一是美聯儲加息無期，全球資金充裕的環境將長期存在；二是美股有資金支持，下跌不易，會給港股營造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

綜合以上因素，當前經濟基本面、資金面和市場心態都有利港股，港股近期向上突破的機會不能忽視。

隨著7月初香港開始第三波疫情，香港經濟逐步進入最困難階段。

從去年6月開始的反修例抗爭，通過將一個正常的兩地移交逃犯的修例安排，妖魔化為所謂‘送中’，借此煽動大眾的恐懼心理。用‘反送中’作為口號，裹挾了大量不瞭解具體情況的群眾參與，給社會造成巨大的混亂。

在部分極端分子的推動下，反修例抗爭從單純的反對修例，逐步走向要求與內地隔離、反對與內地交往、對抗中央、具有一定港獨色彩、暴力打擊不同聲音、破壞正常社會秩序方向，最嚴重時，黑暴分子堵塞交通，破環交通設施，意圖造成香港經濟停頓；暴力破壞、打砸、火燒中資背景企業，甚至毫無人性火燒不同意見市民，香港經濟發展和營商環境遭到了嚴重破壞。

更不幸的是，在去年底香港警方大規模抓捕暴徒，社會混亂情況稍有好轉後不久，新冠疫情的發生又把香港經濟推向更黑暗的深淵。為防控疫情，香港政府從2月8日起規定內地來往香港口岸實施封關，非豁免人士不得進入香港，之後又陸續限制外國不受豁免的非香港居民進入香港。在這些防控措施下，香港的服務業遭受重創，旅遊、酒店、餐飲、零售、商業物業出租等行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水深火熱之中。

為了對抗疫情對經濟和民生的巨大負面衝擊，香港政府於2月14日公佈成立「防疫抗疫基金」，第一輪規模為300億港元，主要資助醫療、餐飲、零售、運輸等領域；不過隨著疫情蔓延，第一輪基金的效果很快過去，政府又於4月推出高達1375億元的第二輪救助措施，除了各個困難行業的資助外，第二輪基金的最大扶助方向就是高達811.5億的保就業計畫，向承諾不裁員的企業提供直接資助。

雖然第二輪防疫基金的力度不小，但7月開始的第三波疫情，又令放鬆防疫措施、與內地和澳門開關無期，服務業生存環境短期有所改善的希望再度落空。據研究，香港第三波疫情的病毒基因排序與本港之前的病毒基因序列不同，很有可能是國外輸入，說明香港政府的防疫措施可能存在漏洞，有些人認為香港政府對從境外來港的機組人員、船員等的豁免強制檢疫是第三輪疫情爆發的原因。

餐飲業搖搖欲墜

由於遲遲不能放鬆限制人員聚集等防疫措施，受打擊最重的餐飲業已經搖搖欲墜，據業內人士指出，疫情爆發的早期還能獲得業主一定的租金減免優惠，隨著疫情延長，現在的主要大業主基本都不再給予任何減免租金優惠，就連推遲或分期付款也不願考慮，一旦租金未能及時繳付，業主隨時可能停水、停電、停冷氣，行業內大量企業倒閉已經迫在眉睫。

面對經濟大幅收縮的困難處境，社會有大量聲音要求政府儘快推出第三輪防疫基金，特首林鄭月娥也於8月18日說，已要求官員儘快推出第三輪防疫基金。不過，如果經濟無法儘快擺脫困境，僅靠政府財政儲備資助，香港的財政儲備恐將很快耗盡。

截至2019/2020財政年度，香港的財政儲備約為11000億，僅計財政預算赤字和已推出的兩輪抗疫基金，今年的赤字已約3000億，這個數字尚未計入政府稅收和賣地收入的下降影響。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政府需要在財政上審慎行事，紓緩企業及市民財政壓力時，須確保公帑運用得宜，也要盡力避免財政儲備急速萎縮，讓政府可持續有能力應付社會所需，以及維護本港的金融穩定。

從政府財政儲備的角度看，香港政府最多能夠再推一到兩輪抗疫救助基金，之後財政儲備將降到一個需要謹慎對待的水準，寄望更多、更長期的政府財政資助恐怕並不現實。

經濟還在繼續惡化，未來政府資助的力度可能下降，疫情未見受控，這幾個因素的糟糕組合令到經濟有機會在沒有足夠緩衝的情況下快速轉差，進入最困難階段。

中線露曙光

不過，如果從中期展望的角度觀察，香港的未來展望卻開始露出曙光。

國家衛健委科技發展中心主任、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科研攻關組疫苗研發專班工作組組長鄭忠偉，8月22日在央視節目中表示，中國已於7月22日正式啟動新冠疫苗的緊急使用。該指引已在6月24日獲得國務院批准，但並未公開，並指政府可能考慮逐步擴大緊急使用疫苗的計畫，以防秋冬可能爆發的疫情。

疫苗7月已開始緊急使用，實際等於一個大規模的臨床測試，加上中國目前正在中東進行兩種疫苗的三期臨床測試，樂觀一些地看，年底前中國有疫苗成功上市的可能性很大，香港只要早做安排，儘早得到疫苗，有望在年底或明年初控制疫情。

港區國安法對香港帶來的震盪初步過去。自6月港區國安法頒佈實施以來，總體來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基本抑制了社會的混亂情況。之前頗為猖獗的黑暴活動，基本銷聲匿跡；之前在香港活躍的一些主張港獨、與外國勢力過從甚密的反對派激進分子，也紛紛逃離香港，令黑暴的核心力量受到很大打擊。看起來，如果沒有新冠疫情帶來的衝擊，香港的社會秩序已經可以大致恢復，營商環境明顯好轉。

另一方面，以美英為代表的外部勢力，雖然對中國推出港區國安法反應強烈，高調宣示要給予各種制裁，但就目前的情況看，其所謂制裁基本影響不大，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穩固，外資不僅沒有流走反而持續流入，反對派張揚的所謂移民潮也不見蹤影，投資者情緒雖然在美國宣稱制裁時有一些波動，但隨著市場平穩發展，投資者心態也逐步趨於穩定。

總而言之，由於美國在香港可打的好牌有限，預計美國對推出港區國安法的主要施壓階段已經過去，美國之後在香港問題上的施壓可能會逐步減少，對香港政經環境恢復穩定有利。

雖然香港經濟目前進入最困難階段，但展望未來，新冠疫苗可能在年底有望推出，只要香港早做安排，取得疫苗，最困擾經濟的疫情就可能受控；港區國安法令香港社會大致恢復正常秩序，營商環境改善，有利經濟活動恢復；港區國安法後，反對派受到重大打擊，對與內地經濟合作的阻撓預計將大幅減少，香港經濟增長有望重獲動力；政治紛爭減少後，中央政府也有較大可能加大支持香港經濟的力度，對香港經濟有利。所以，香港經濟前景的展望較前明朗。